【摘要】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媒体形态、舆论生态深刻重塑，信息的生成、传播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深刻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信息主体“去中心化”、信息内容“碎片化”、信息载体“多样化”、信息效果“最大化”，构成了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全新境遇。面对多元思潮冲击、媒体平台竞争、媒介技术变革和传播格局风险等现实挑战，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积极推动数智技术运用，加强数智人才队伍培养，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监管，切实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关键词】数智时代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5.012
【作者】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慧娟、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万小朋
伴随着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延伸至由技术所形塑的网络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信息的生成、传播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媒体形态、舆论生态深刻重塑，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全新境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1]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智时代，深入分析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境遇与挑战，进而寻求应对之策，是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境遇
信息主体“去中心化”。在数智媒介不断发展过程中，平台媒介逐渐成为公众感知外在世界的关键窗口。公众依托各类数智媒介平台参与信息的收集、分析、生产等，他们既是信息传播者，也是信息接收者，呈现出信息主体“去中心化”的特点。在此情形下，主流媒体或权威机构掌握“话筒”的时代一去不返，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传统传播主体的权威地位，增加其有效传播难度。
信息内容“碎片化”。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运用，使得意识形态内容以数字产品、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产品等形态呈现。数智媒介平台为了让传播的内容更有吸引力，往往倾向于选择便于公众接受的“碎片化”方式进行传播，传播内容呈现出浅层化、娱乐化等特征，人们的注意力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撕成碎片，沉浸于感官娱乐，这使得一些群体面对问题时认知容易局限于浅层表象，缺乏从全局性、整体性视角对问题展开深入探究的能力。
信息载体“多样化”。与报刊、影视、广播、书籍、音像制品等传统的传播媒介相比，数智技术引发了媒介叙事形式的革命性变化。其通过打破不同传播媒介之间的壁垒，语言与形式的呈现空间得以优化重塑，以往单一的文本、影像等载体实现多模态融合，个体能够享有多重感官体验。例如，人工智能语音克隆技术能够将文本以声情并茂的方式予以展现，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技术能够通过个体面部表情变化、观看时长等数据观测内容效果。
信息效果“最大化”。数智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人们处在信息的海洋之中，无时无刻不被各种信息包围。一方面，数智技术通过媒介平台嵌入生活，人们借助传播载体获取信息的主动性不断增强。诸多信息传播载体集多方面功能于一体，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推动传播格局深刻改变，这一传播矩阵使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主动或被迫接收、讨论传播内容。信息传播借助推荐算法等技术不断增强黏性，使个体逐渐滞留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难以接收与个体主观意志不一致的信息。
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多重挑战
多元思潮交织，要求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良莠不齐，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准确辨别信息的难度，也使人容易受到错误社会思想观念的干扰和误导。因此，必须重视数智时代多元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冲击。
媒体平台兴起，要求主流媒体创新话语表达。随着社交、搜索、短视频、直播等平台的兴起并吸引大量用户，主流媒体面临着提升自身吸引力的紧迫任务。《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2]因此，主流媒体需更加积极应对数智技术变革对信息内容的影响，巧妙融合严肃性的叙事话语与鲜活性的叙事话语，走出一条兼具权威性与亲和力、“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型道路。
媒介技术变革，要求搭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平台。技术革新是推动信息传播格局发生颠覆式变革的根本动力，因此，要充分整合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在数智媒介场域中，搭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宣传教育的创新平台。例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兴趣进行分析，对网络信息数据进行安全分级管理，对网络舆情进行整体性的分析调控等，从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传播格局风险，要求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打破“信息茧房”。在数智时代，内嵌数智媒介技术的各类媒介平台凭借矩阵式、无死角的传播格局，对个体产生难以避免的影响。而随着数智技术的不断成熟，及其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深度嵌入，个体愈发容易沉浸于自我认同不断强化的“回音壁”之中。因此，数智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需要重视这一潜在风险，通过立法约束、技术改进等方式加以应对，打破算法歧视，避免产生认知壁垒、价值极化、圈层隔阂等现象，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与稳定。
数智时代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策略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其发展态势也成为影响各项事业走向的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3]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转变为最大增量，需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推进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其关键在于明确数智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主导力量。“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仅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也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因此，在数智时代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中，党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在整体层面、战略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职责，做到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参与并主导制定战略目标，确保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全党同志动手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良好局面。
推动数智技术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5]因此，应坚持系统思维，深入思考数智技术融入意识形态风险识别及应对各环节的具体路径。在风险识别环节，借助数智技术建立风险监测体系，通过主题词识别、内容分析等技术将其进行准确的判别分类。在内容生产环节，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对海量用户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整合，以此为基础进行意识形态内容生产创作，在贴近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其感染力。在传播环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实现“视听转换”效果，促进意识形态内容表达丰富化、生活化，提升内容吸引力。在评价反馈环节，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人机互动，收集个体真实的评价数据。
培养数智人才队伍。当前，我国网络用户以青年群体为主，其中“00后”新生代群体逐渐成为网络新生主体力量。他们展现出全新的性格特征，使得数智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的挑战和相关工作压力明显增加。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地吸收新理念、应用新技术和管理方法。与此同时，现有从业人员的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一方面，要专门开设相应的专业或者课程，着力培养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专业型数智技术人才；积极发掘优秀人才，吸收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加入。另一方面，要优化现有网络人才队伍，尝试构建以数智技术为导向的网络安全人才全生命周期培养体系，不断提升现有网络人才队伍的职业素养。
加强互联网立法监管。随着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意识形态问题随之涌现，如个人隐私泄露、谣言和语言暴力泛滥等问题层出不穷且识别困难，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刻不容缓。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领域治理，不仅要注重“软性”手段的运用，即加强思想舆论的引导、斗争能力，也要辅之以“硬性”手段。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重要高位阶立法，清晰界定网络治理中方向性、原则性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网络具体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例如，明确诋毁、侮辱英雄烈士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规定，并对相关案例进行及时总结通报，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0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3]《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38页。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5]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55页。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梁丽琛
Mainstream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Li Huijuan Wan Xiaopeng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form of media and the ecology of public opinion have been profoundly reshaped, and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have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security of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ubject,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arrier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effect constitute a new situa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the face of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mpact of diverse ideological trends, competition among media platforms, changes in media technology, and risks in the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we must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ideological work, actively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digital intelligent personnel, and strengthen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net, so as to effectively build a solid defense line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Keywords: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secur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