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白彦锋
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与内外部环境深度调整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仍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等复杂环境中曲折前行，面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多极化竞争态势以及新技术革命催生的行业变革；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经济总体保持稳中向好，但结构性问题尚未彻底化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消费潜力不足等问题还有待解决。鉴于这一形势，2025年我国财政政策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其力度与方向更加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既要守住经济恢复与稳增长底线，又要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与高质量发展目标。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财政政策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持续发力，聚焦解决民生难题、扩大内需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财政政策的定位由“适度加力”转变为“更加积极”，既加大政策的实施力度，亦注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精准与效能。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把政策重心落脚于国内需求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重要实践。2025年，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新一年的财政政策力度更大、主动性更强以及运用更成熟。在稳中求进的政策主基调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将成为未来一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本文对202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与财政政策举措进行分析，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核心驱动因素，同时结合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多维度特征，提出具体的实施路径和建议。
科学认识我国经济状况、增长结构和模式
过去三四十年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手段以发展经济，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传统增长动能式微等问题显现，国际上又出现了一波“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应对问题和挑战，用实实在在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针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需要客观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与模式，科学、理性地剖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 2024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随着前期各项存量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和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实施，市场预期已经改善，经济运行呈现回升向好态势。
第一，宏观经济与总体增速。2024年是我国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2024年，我国成功克服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圆满完成关键预期目标，实现了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30万亿元大关，比2023年增长5.0%。当然，依然存在房地产市场波动、外部需求疲软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也构成压力。但是，随着稳增长、稳就业以及稳物价等一系列政策的深入实施，2025年我国宏观经济可以在“保持合理区间”之余，逐步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第二，消费提振与内需潜力。消费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2024年，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在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新兴消费模式兴起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消费潜力逐步释放，内需逐渐扩大。首先，政府拉动效应显著。各地政府以消费券、政府补贴以及提升文旅消费供给等形式，刺激居民消费增长。中央政府同样采取措施刺激消费，如向地方政府安排了共300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大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以进一步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其次，服务消费新引擎效果突出。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体验化、品质化的趋势，消费形态由商品消费主导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最后，新型消费业态加速发力。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销售和即时零售等消费新业态持续壮大，衍生出数字文旅、直播带货以及在线健身等新业态新模式。考虑到内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的重点任务。
第三，投资结构与房地产调整。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双引擎”。尤其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双驱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GDP增量和城镇化加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债务压力等潜在风险逐渐显现。因此，随着经济社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投资结构逐步走向分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4374亿元，比2023年增长3.2%；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比2023年增长4.4%；房地产开发投资100280亿元，比2023年下降10.6%（按可比口径计算）。这些数据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对于支撑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分化，另一方面揭示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小幅增长。这得益于中央及地方政府坚持补短板、促民生、稳增长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减。在传统财政和专项债券的支持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5G、智能交通、数据中心等）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互补充。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财政约束力度加大，以注重效率与质量为导向的“精准基建”成为新常态。其次，房地产投资下滑，市场进入以“去杠杆、去库存、去泡沫”为目标的深度调整期。受制于早期高地价、高负债和消费倾向的改变，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压力以及拿地意愿降低。部分城市的房价和成交量呈现降温或盘整状态。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投资依旧呈现出积极的一面，即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观，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投资。从长远来看，未来投资增长需要依赖于高科技及高端制造业来拉动，而非过度依赖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
第四，出口与外需形势。外需始终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2024年，得益于我国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及庞大的产能规模，我国外贸表现可圈可点。据统计，202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38468亿元，比2023年增长5.0%。其中，出口254545亿元，增长7.1%；进口183923亿元，增长2.3%。更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增长，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一方面，全球范围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持续展现出韧性。尤其是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以及光伏产品等领域，中国制造凭借其高性价比和规模化优势脱颖而出。此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的东盟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对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家电以及通信设备等产品的采购需求旺盛，极大地拓展了我国出口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加速推动出口结构以及附加值等方面的升级。这一升级的关键在于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行业的蓬勃发展。大量企业开始从简单的代工生产向自主研发和品牌运营转型，力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进一步攀升。同时，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也在不断扩大中国企业的贸易效率和盈利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外部环境的挑战依然不容忽视。全球通胀高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都可能导致进出口需求和贸易成本出现阶段性波动，使部分企业面临供应链重构的压力，甚至可能引发局部订单的转移。
◈ 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模式
基于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可知，随着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有序落地与市场信号明晰，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韧性与活力，并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持续孕育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增长动力。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与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嬗变与创新驱动的崛起。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充足的资源要素以及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依托制造业大规模扩张和强力的出口贸易，快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然而，随着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模式的局限性显现：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导致粗放式扩张面临瓶颈。“低成本+大规模”的增长方式不仅无法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反而容易累积地方政府债务，引发环境污染等深层次问题，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由此，“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关键词：既要求企业从微观层面开始转型升级，也要求政府从宏观层面加大对企业等主体在科研、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从而塑造符合新时代的竞争优势。依托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以及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所具备的发展潜力，我国正不断由要素投入型向依托科技创新、知识密集以及服务增值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我国适应外部竞争和内部结构性调整的必要举措，也是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谋求更好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二，投资驱动与外需驱动的边际减弱与结构优化。在“投资—出口”双轨驱动的传统经济增长范式中，投资是推动经济腾飞的关键力量。在过去数十年间，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贡献巨大。然而，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化率的持续提升，其边际效用递减态势明显。一些地区出现了建设重复、资源错配以及企业债务负担加重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在外需方面，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世界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我国外需面临出口增速波动较大等问题，外贸领域的矛盾由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外需不足。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国宏观政策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和稳定外需渠道。一方面，我国不断调整财政政策，优化社会资本的配置结构，将更多的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倾斜，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我国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释放内需潜力。通过内需引领与外需驱动的协同发展，提升经济体系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和灵活性。
第三，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与分化现象并存。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发展，我国经济逐渐由以往的制造业单轮驱动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变。一方面，尽管传统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内部正面临深刻的转型挑战：低端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加剧以及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对制造业的长远发展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储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新能源、芯片半导体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迅速崛起，成为产业升级与市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张，在GDP以及居民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国在效率提升方面取得了全球领先的成就不仅催生了在线教育、互联网金融、数字文娱、共享经济等大量新兴业态，还对传统服务行业进行一系列改造，衍生出在线外卖、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云办公等新模式。在此背景下，服务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不仅如此，服务业还为居民就业提供了大量新型岗位。如短视频、直播等自由职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样的发展路径。可以说，对于现阶段的服务业发展来说，其优势并不在于内容本身，而是依赖于效率的提升。
◈ 新增长动力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回升向好
为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我国更加注重形成多样化的新增长动力，着力培育内需、推动科技创新、践行绿色低碳转型、深耕数字经济以及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在经济增长结构和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经济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增长点。诸多要素的交互共振为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韧性的持续性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第一，内需驱动成为核心。随着外部需求趋弱、投资边际效用递减，我国逐步把内需驱动置于关键地位。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更加注重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不仅涵盖投资，更重要的是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现阶段，我国14亿多人口正逐步向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转变，追求教育、医疗、养老、旅游以及文化娱乐等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为巩固和扩大内需，政府逐步采取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完善社保体系、增加就业机会等举措，多维度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地方政府采取消费券、家电与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手段，提振市场消费信心，并推动相关行业向绿色化、智能化等方向升级。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型消费形态的发展演变，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以及数字化零售等新的交易模式迅速涌现。据统计，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直播电商零售额达4.3万亿元，其强劲的增长势头为电商行业贡献80%的增量。这些新型交易模式不仅改造了传统的线下批发模式，还凸显出促消费、强流通、建生态、稳就业等商业和社会价值；既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还为内需增长注入了新的动能。
第二，科技创新驱动与人力资本红利的延伸。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老龄化、少子化等趋势明显。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削弱，传统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再，强化产业竞争力需依赖高质量人才以及技术创新。为此，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关键技术的攻坚力度，企业以及各科学技术研究院也日益重视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化转化，为我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提供了赶超和突破的机会。此外，高校扩招、职业教育提质以及互联网普及等，亦为大规模培育具备基础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若能依托这些条件，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高端智力资本，我国定能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迈进。
第三，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对能源资源约束与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我国致力于在“双碳”目标下加速推动绿色转型。传统的高能耗、高排放产业逐步转型或退出市场，为风电、光伏、储能以及循环经济等新型清洁能源领域腾出发展空间。借此契机，我国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构建起完整且具备规模优势的生态产业体系，为全球市场提供光伏组件、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绿色产品。同时，我国绿色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债券等政策工具，为企业绿色生产经营提供了有力的市场激励。在国内外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发力下，我国的绿色转型不仅成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更是在全球竞争中获取话语权与先行优势的关键所在。
第四，数字经济与产业跨界融合。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凭借工业互联网以及智能化生产，显著提升了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产品竞争力；服务业则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平台化运营与大数据分析，实现了成本降低和精准营销等。不仅如此，数字经济的跨界合作亦成为发展的新常态：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联合推出普惠金融与快捷支付服务；生物医疗企业与AI企业合作，提升了药物研发的效率；物流行业利用无人驾驶与自动分拣系统，构建了高效的供应链网络。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行业边界日益模糊，为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科学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和模式，理直气壮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是基于对我国经济运行规律和全球发展趋势的理性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与模式正经历着深刻而系统的转变，传统投资、外需驱动的增长模式在边际效用递减、外部环境多变的情况下已经难以为继，经济运行正逐步迈向“内需为主、创新驱动、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的新时期。只要持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中国经济就能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共同繁荣注入更强劲、更稳定的力量。
2024年我国财政政策特征：统筹发展与风险防控
2024年我国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扩内需、稳外需、促改革以及惠民生等方面的统筹发展。这既是我国宏观调控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也凸显了财政政策在当前及未来时期的关键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趋于规范化。2024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进入更严格、更规范的新阶段。过去，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效，但也积累了一些债务风险。随着部分地区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以及经济增速放缓，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以确保宏观杠杆率维持在合理区间。为此，国家财政部门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加快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力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此外，财政部门还持续强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日常监测与审核，加大对违规举债、借“隐性债务”之名扩张支出的惩处力度，并鼓励各地探索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存量债务。
持续的逆周期调节与精准发力。为有效应对国内外需求不稳定、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挑战，2024年我国财政政策持续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但相较于以往，更加强调精准施策与结构优化。在财政支出的投向上，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支持重点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为重点，力求通过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更具长期回报和社会效益的项目，从而推动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同时，“兜底”功能成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面对潜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下行压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努力确保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获得有力保障。尤其是对于失业保险、社保基金运行等关键环节，财政资金将持续充足投入，以帮助困难群体度过难关，并巩固我国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制度优势。除此之外，政府还致力提升财政工具的效率和灵活性，比如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提供专项补贴等方式，精准扶持小微企业、新兴产业发展，力争实现财政资金的最优配置。
支持实体经济与促进内需。2024年我国财政政策更加注重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与居民消费能力的培育。一方面，为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力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专项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为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产业化应用提供支持，并打造适宜的金融环境，增加长期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优化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财政支持。鼓励企业向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推动工业体系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在扩大内需方面，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是重点。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政府持续制定针对特定消费领域的财政补贴和消费券政策。此外，配合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部分城市出台了具有区域差异化的购房补贴政策，旨在鼓励刚性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适度释放。
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我国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财政政策的各个环节。2024年的财政政策展现出更为系统化的特点，通过预算安排、税收制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调整等，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开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技术推广等环保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投资与建设力度。此外，绿色债券、绿色金融等多元化融资工具的应用与推广也得到了财政部门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通过政策性资金的撬动作用，财政部门引导金融机构向绿色项目提供更多低成本的信贷支持，进而构建起市场化运作与财政激励并重的绿色发展生态体系。
综合来看，2024年我国财政政策以“稳健、可持续、精准”作为基本导向，既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又兼顾财政可持续性、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等潜在风险。同时，财政政策在更深层次上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社会政策相互配合，共同构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立体政策体系。
2025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
财政政策向“兼顾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方向演进，既是对过往政策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面对国内外复杂挑战的理性抉择。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态势仍需稳固，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受到更多关注，新的增长动能需进一步培育；另一方面，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在防控财政风险的前提下继续“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由此，2025年的财政政策将通过结构性、普惠性、精准性的多样化措施，以发挥最大的政策协同效应。
第一，促消费与扩内需持续发力。2025年，推动消费升级、扩大内需将继续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更加聚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与提振消费信心。一方面，持续推动中低收入人群增收减负。例如，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以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扩大稳健消费的基础。另一方面，扩大增量财政资金，如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规模，加大对绿色家电、消费电子等重点消费领域的补贴支持力度，以此引导新的消费趋势，为传统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第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与财政风险管理。2025年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和规范仍将保持高压态势。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与预算管理。国家将为地方政府依法合规发行专项债券提供空间，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与国家战略方向相符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资金来源。同时，对于违规举债、变相举债以及过度依赖平台公司融资等不正当行为，将实施更为严格的查处措施。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制，加强对偿债资金来源、债务结构、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审计与评估，实现对债务风险的动态识别与预警。
第三，推动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战略选择，而绿色转型则是这一发展路径的重要内核。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持续把绿色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以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这要求既要在能源结构优化、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等方面增加财政投入，也要充分利用税收杠杆和财政补贴的组合效应，为低碳产业与绿色消费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在规模化推进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要警惕盲目投资或“一刀切”的思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财政奖励与绩效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双碳”领域开展差异化探索和创新试点。需要在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的基础上，稳步提升绿色转型的质量与效率，让“双碳”目标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第四，强化民生保障与促进社会公平。财政政策的目标不仅限于维持经济增速，更在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公平。2025年的财政政策将聚焦于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领域，以形成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优质供给。在就业方面，财政资金需加大对新职业培训、创业扶持、就业见习等项目的投入力度，帮助年轻人、转岗人员以及结构性失业者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在教育方面，应持续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逐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的教育差距。在医疗和养老方面，应提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加快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医养结合”等新模式的发展。此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推动社会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只有当更多人在收入增幅与质量提升上得到切实保障，消费与投资的双重潜力才能得以充分释放，从而形成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基础，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第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在国际经贸与科技合作中的地位与责任不断提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局限于国内调控，还需要适度兼顾对外交流与合作，旨在为我国对外贸易、投资以及产业升级营造更为稳定的外部环境。2025年，我国仍会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通过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合作等方式，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与技术合作渠道。同时，需要警惕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和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预留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应对潜在的外部冲击和紧急事态。只有在审慎评估国际风险的同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能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六，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持协同。财政政策要发挥最大效能，必须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持高度协同。2025年，货币政策在稳健的基调下，应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胀水平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形成正向互动。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货币政策的适度放松与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将形成合力，稳定市场预期；若经济温和回升，则需注重防通胀、防风险，对财政政策保持理性调控，避免过度宽松导致中长期隐患。此外，产业政策应在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与财政政策形成互补，通过财政奖补、税收优惠、准入门槛设置等多维度措施，推动产业持续升级和结构优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协同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政策的透明度与一致性。只有让市场主体清晰认识到政府在财政、货币、产业等层面的主要目标与执行力度，才能更有效地发挥预期管理作用，引导企业和投资者的行为向符合国家整体战略的方向演进。
综上所述，2025年的财政政策方向明确且任务艰巨，它既是对过去政策实践的延续与深化，也将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内在活力，稳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袁贵博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