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新征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量的合理增长”的核心要义，对更加坚实地奠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清醒认识内外形势，遵循经济规律，通过经济的有效转型，把市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生产推向深入，科学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把经济发展的各项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关键词:量的合理增长 市场规模 发展动力 内外形势 战略任务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强调“发展要有一定速度，但这个速度必须有质量、有效益”，“抓经济工作、检验经济工作成效，要从过去主要看增长速度有多快转变为主要看质量和效益有多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有效破除了经济发展思想中的速度“迷雾”，为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注入了强劲真理力量。在科学认识的指引下，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首次明确经济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长”。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表述，再次申明经济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量的合理增长”的核心要义，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的重要方面，对胜利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新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重要目标，凝结着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蕴含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第一，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应对我国国际市场份额深刻调整的战略选择。斯密定理指出，分工能极大提高生产效率，但分工的程度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如果市场太小，专业化分工就无法实现，因为生产者无法找到足够的需求来支持专业化生产；分工不仅受市场规模限制，还会反过来推动市场规模扩展，形成一种相互增进的因果关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紧紧抓住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机会，实现了对国际市场的有效利用，快速扩大了我国经济市场规模，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200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738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67.68%，分别达1978年的105.52倍、7.03倍，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和位次大幅提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结束了西方国家的黄金增长期，改变了发达国家借贷消费、资源国家供应能源原材料、东亚地区提供储蓄和劳动力、中国生产消费品的全球经济贸易循环体系。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国际市场贸易条件越来越苛刻，针对性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我国出口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劳动力增长放缓，生产成本不断推高，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因此，再以国际市场高份额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受到制约，必须转向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的经济增长。
第二，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跃升的内在要求。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7月1日按照地图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划定的经济体收入分类新阈值，高收入组别为大于1400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组别为4516-14005美元。2023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86万元，约合12573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组别，说明我国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离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奋斗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依据世界银行2024-2025年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别分类信息，1987年以来世界高收入国家占比由25%升至40%，仅少数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据测算，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5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长达30年之久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7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长达25年之久无法跨越。究其原因，在经历快速增长后，如果能实现经济从规模速度型扩张向量质齐升的内涵式增长转变，则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则，终将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国际发展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量变质变相统一的过程，该过程可以是线性速度展开的渐进式过程，在质的跃升推动下，也可以是指数级速度展开的飞跃式过程。我国经济发展也必然遵循这一量变质变规律。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又习惯性回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低效发展的路上，那么经济社会累积的矛盾会越来越深、问题会越来越多，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不仅会丧失经济发展阶段跃升窗口期的宝贵机遇，而且还会因解决这些矛盾问题而浪费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源，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严重停滞或中断。机遇不会等着我们，问题也不会等待我们。因此，必须深刻汲取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采取果断措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三，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迫切需要。经典增长理论指出，科技创新是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因为它能够克服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问题，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首要动力，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可持续性。这既是源于理论的科学认识，也是源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与实践验证。18世纪以来，历次科技与产业革命都深刻重塑了世界发展格局，推动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那些能够敏锐捕捉并充分利用这些机遇的国家，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迅速实现国家崛起和综合国力提升，进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者。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全球主要国家竞相推出创新战略，纷纷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赛道，力图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先机。我国也必须在科技创新上先行一步，以抢占未来发展的主动权。目前，尽管我国经济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追根溯源，就是过去投资需求空间巨大，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繁荣”等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模式存在高度依赖，同时房价的持续高涨又诱使生产要素脱实向虚，使回报率本就相对不高的实体经济深受影响，需要大量耐心资本的科技创新更是发展受限。经过4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到2023年底，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房地产投资已相对饱和，与之紧密相关的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也出现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拼廉价劳动力、拼生态资源消耗的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模式上，那么我们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不仅如此，按照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测算，则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根本出路在于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投入和投资规模依赖型转向科技创新驱动型。
深刻领会现阶段量的合理增长的丰富内涵
量的合理增长是什么？弄清这一点是进一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基于现有研究，可以定义，量的合理增长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条件下，最大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从经济学语言出发，量的合理增长，就是目标函数为最大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约束条件为贯彻新发展理念且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最优化问题的解。在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后，自然衍生出“怎么看”的问题，即如何精准科学地理解把握“量的合理增长”的丰富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看“量的合理增长”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性看待“量的合理增长”与经济增速“5%左右”之间的关系。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是5%左右。这是2023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三年提出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为“5%左右”。于是，有些人把量的合理增长简单等价于经济增速“5%左右”，其核心数量逻辑支撑来源于目标倒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其中，第一步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测算，要实现这一目标，2035年GDP总量可比价格要比2020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增速要达到4.73%。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看，“5%左右”的增长速度与中长期发展目标是相衔接的，即只有保持这样的增速，才能保证“第一步”目标顺利实现。尽管有一定的数量逻辑支撑，但这种认识烙印着计划经济的指令性目标管理思维，是有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预期性目标治理规律的。事实上，早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解读为本地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然后倒推出一个增长速度作为目标，这是违背规律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经济增速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并非唯一标准。并不是增速目标达成了，2035年远景目标就实现了；也不是某些年份经济增速放缓，比如2022年经济增速为3.1%，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搞不成了。当前设定“5%左右”的预期目标，是在全面权衡国际国内形势与各方面条件的基础上，统筹考虑了现实需求、潜在动力和支撑条件，体现了规律与目的的有机整合，是合理的。当然，现在合理并不代表一直合理。未来，如果我们能抓住新一代科技革命带来的快速发展机遇，合理的经济增速就会远远大于5%；反之，如果我们把控不好经济发展中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带来的风险挑战，合理的经济增速则可能小于5%。
第二，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内在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经济是量和质的有机统一体，量是经济的规模、速度等规定性，质是经济的结构、效益、动力等规定性。量变和质变是经济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前提，质变是量变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原来量变的终结，又是新的量变的开端。两者相互转化、相互交替，构成了经济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量变质变规律。规律作用的结果并不必然是经济的建设性发展，即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还可能是经济的破坏性发展，如经济崩盘甚至民不聊生。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有效提升奠定基础，但并不必然带来质的有效提升。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以农立国的中国GDP总量超过英法等已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位居世界第一，但在鸦片战争中却不堪一击。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开辟道路，但如果不能科学统筹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也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陷于被动。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启动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但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未能顺利持续下去。尽管改革开放后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但一些地方也曾出现单纯追求速度、忽视质量效益，导致经济结构错配、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新征程的主旋律。必须摒弃一遇经济发展困难就习惯性回到旧思维、老办法再现高速增长的想法，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第三，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任何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都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我们党在带领人民从近代以来的深重苦难迈向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更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可依，历来都是坚持独立自主开辟前行的道路，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这种保持战略定力、坚定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决心和探索精神，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放眼世界，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情，更是人类发展历史的深刻启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虽然能获得短时的局部的发展利益，但最终只会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成为他人的附庸，从而断送更为长远的发展前途。2025年3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以芬太尼为由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进一步加征10%关税，以期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实施遏制中国的图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人民从来不怕邪、不信鬼、不怕压，从来不吃霸道霸凌那一套。美方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损害多边贸易体制，破坏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基础，但丝毫不会消减我们坚定走自身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这条路走得通、行得稳，拥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坚定的前进动力，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既不断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辩证把握量的合理增长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风雨征程，书写发展奇迹。经过新中国76载的接续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当前，我们迈上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内外部环境条件都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特点。唯有敏锐洞察趋势，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抢占先机、掌握主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从国际视角看，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对抗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突出表现为世界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发展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格局、时代潮流和历史进程正在发生深刻而空前的变革，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地区冲突和局部动荡频发，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另一方面，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未来几年世界经济总体增速仍将徘徊在低水平状态。世界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发展融资等领域困难突出，对全球发展进程带来冲击。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经过不懈努力奋斗，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声势卓然壮大，过去20年贡献了全球80%的经济增量，40年间GDP全球占比从24%提升至40%以上。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还不够。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球发展鸿沟再次拉大。2000年至2019年，发达国家年均经济增速为1.97%，而发展中国家为5.72%，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呈现“收入趋同”现象。但从2020年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困难加大，增速明显放缓。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1%的富人掌握着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仍然有6.6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第二，从国内不利形势看，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实同外部环境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但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总体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经济转型阵痛持续显现，关键领域风险积聚，维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面临较大困难。一是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消费内生动力偏弱。近年来，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呈微弱下降态势，但仍保持在5.1%以上水平运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1%，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9%，青年群体就业压力虽有所缓解但仍处高位，稳就业还需付出更多努力。此外，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在40%左右，虽然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的60%相比，仍明显偏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增收压力较大、消费支出短期内扩大较难，消费潜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二是投资增长面临制约。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企业经营面临多重挑战，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较大，投资信心不足且能力受限。近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势头，但增长动力不足，增速处于较低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3年负增长，年均下降10%；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连续2年负增长，年均下降0.25%。三是一些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诸多堵点，粮食能源安全和金融风险防控压力较大。重点领域改革进入攻坚期，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面临挑战。同时，民生领域短板明显，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生态环保等方面仍需破解诸多难题。
第三，从国内有利形势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在正视困难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支撑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积极因素在不断累积。一是政治保障坚强有力，制度优势日益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思想伟力和真理力量，“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300余项重大改革举措，将有效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化解结构性矛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并提供制度支撑。二是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高速增长，我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24年我国GDP增量达8.85万亿元，比2012年全年经济总量还多，按2023年世界各国GDP总量数据排序，可排到第23位。可见即使是5%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三是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持续提升，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第11位，成为过去十年进步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4年保持世界首位。凭借14亿多人口规模、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1.8亿市场经营主体，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些基础优势将形成更为多元的新增长点，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四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24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第三产业增加值56.7%，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总和。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9、3.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连年降低，2014年以来累计降幅超过20%。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以钉钉子精神抓紧抓实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各项重点任务
经济工作纷繁复杂，需要立足发展全局，聚焦核心问题，把握关键环节，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各项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经济发展实绩。
第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市场新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应对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开辟我国新兴国际市场空间、构筑新的全球经济贸易大循环的重要合作平台，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各国共同繁荣愿望。一是构建立体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加强与重点共建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加快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网络，深化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协同发展，与共建国家建立更多畅通贸易、服务投资的合作机制。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惠民项目，通过经贸合作促进与共建国家的民心相通。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携手培育创新发展动能，深化生命科学、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协同创新。共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促进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高效流动。携手完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反对技术封锁和科技壁垒，推动构建公平、开放、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新格局。三是促进绿色发展。积极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高质量推进生态环境友好型项目建设，引导企业深化绿色基建、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绿色低碳发展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构建“一带一路”光伏产业对话平台和绿色低碳专家智库网络。四是开展务实合作。加强与共建国家在智慧城市、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助力共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拓展“丝路电商”全球网络。推进建立更多投资合作、服务贸易等双边经贸机制。
第二，聚力锻造强大而有韧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大国经济，必须立足国内大市场，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塑造竞争新优势，有效支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是把以创新释放消费潜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推动消费模式创新，大力发展直播电商、社区团购、定制化服务等新消费模式。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设计创新和服务创新，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智能家居、绿色食品、健康医疗等领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积极发展文旅融合、夜间经济、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场景，延伸消费链条，激发消费欲望。创新消费支持政策体系，不断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适度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大力推进消费提振计划，优化消费环境，降低消费成本，增强消费者信心。二是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优化投资管理体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健全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培育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加强民间投资引导，推动社会资本规范参与新型基建等重大工程和短板领域建设。围绕科技创新需求优化资金配置，前瞻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提前开展重大科技设施和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建设。三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加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制度规范，破除阻碍市场统一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现代商贸体系，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商贸网络。四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全面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聚集。充分发挥好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推动内需与外需、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协同发展。
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重点任务，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一是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制定产业政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技术改造和创新。创新金融服务，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支持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项目。强化环保法规和标准，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二是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战略性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建立产业发展监测评估体系，适时动态优化政策和措施。动态制定实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明确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全球产业链分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推进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领域发展。通过前瞻性布局和政策引导，打造从创新源头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和生态构建的完整产业培育链条。建立灵活审慎的监管机制，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求，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勇于创新和试错。支持地方政府在未来产业领域开展改革试点和政策创新，先行先试。
第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一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建立稳定的基础研究支持机制，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关键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撑。瞄准集成电路、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等关键领域，集中力量攻克技术瓶颈。前瞻布局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优化科研项目管理，增加财政资金投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攻坚体系，全面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二是壮大科技创新队伍力量。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强化基础学科和前沿科技领域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培养适应科技创新的应用型人才。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吸引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通过兼职、项目合作等方式灵活引进国际顶尖人才。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完善科研人员薪酬和奖励制度。建设高水平科研平台，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组建科研团队，推动协同创新。三是大力促进先进适用技术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推进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等改革，着力解决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的难题。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营造鼓励转化、支持转化的良好环境。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培养，赋予科技人员在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更大的自主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为科技创新、新技术快速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升级和规模扩张。
第五，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是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食品安不安全、雾霾能不能少一点、养老服务顺不顺心等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在确保经济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提升教育质量、完善就业政策、健全医保体系、升级养老服务、改善住房条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二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深入研究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和城镇化格局等重大趋势性与结构性变化，构建长效治理机制，促进房地产业平稳转型，实现向新发展模式的顺利过渡。三是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及时识别和化解潜在风险。四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行为，杜绝新增隐性债务。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短期债务占比。通过再融资债券等方式，降低债务利率成本。动态完善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确保风险事件及时有效处置。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问责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监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
参考文献略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西安市雁塔区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苏州市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杨宾燕】
责编：董惠敏／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