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面临赤字加剧、单边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等多重困境。中国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多边主义和重视发展中国家权利，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全球环境治理绩效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不仅提出了全球环境治理方案，而且以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为解决全球环境治理和环境公共产品赤字，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体系全面发展作表率。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环境治理 能源转型 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国际社会要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环境治理和环境公共产品赤字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中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实践领域。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当前，全球气温屡创新高，极端天气事件频频发生，气候变化和生态恶化呼唤全球环境治理。习近平主席强调：“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1]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存续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当前的全球环境治理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推进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亟须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
全球环境治理面临多重困境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面临多重困境。环境治理能力不平衡、不充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分歧明显。个别西方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日益损害全球环境治理效率。而国际多边环境组织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国际权力结构变化日益呼唤新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首先，“东升西降”下的权力结构变化与全球环境集体行动困境的加剧。全球环境问题具有整体性特征，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当今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需求。在“东升西降”权力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个别西方国家更加优先关注本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日益忽略乃至牺牲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共产品利益。在此情况下全球环境与气候领域集体行动偏离原有轨道，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赤字问题加剧，集体行动困境日益显著。
其次，美西方国家漠视全球环境责任，大搞单边主义。全球环境治理缘起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资源无序开发和过度攫取，西方发达国家负有全球环境问题的历史性责任。然而，个别西方国家却拒绝承认自身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拖延履行减排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承诺的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遥遥无期。同时，个别西方国家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大搞单边主义，随意“退群”“退约”，严重影响全球环境治理进程。此外，个别西方国家通过“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气候俱乐部”（Climate Club）和“跨大西洋伙伴”等平台继续谋求在环境领域的引领力、话语权和制度创设力等，造成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碎片化和阵营化。这与应对气候变化应该秉持的多边共识是背道而驰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是良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遵循。”[2]
再次，个别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忽视发展中国家诉求，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责任趋同，共同责任日趋强化，但诸多全球环境治理安排未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或不符合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在气候融资、技术援助、“碳关税”、环保议题等方面制造“隐形壁垒”并转嫁生态成本。个别西方国家还在持续推动环境污染转移，并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比如，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将污染企业及其污染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将增加全球环境治理风险，加剧全球环境治理分歧，拖累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3]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
2018年5月18日至19日，党中央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全面阐述其丰富内涵。提出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这为中国引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思想引领和实践指南。2020年9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坚持生态文明、坚持多边主义、保持绿色发展、增强责任心的四点建议。[4]
生态文明理念是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贡献给世界的重要方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这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全球性会议。
生态文明理念蕴含中国传统智慧，在现代化进程和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5]
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邃思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举措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绿色更有活力。
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发展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绿色经济产业链，积极参与国际绿色公共产品供给，从而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整套系统治理方案，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坚持多边主义框架，协调主要国家间关系，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中国在积极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国际制度建设和提升国际话语能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参照、可复制的转型样本。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由于全球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人类必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只有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才能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强调：“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目标指引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多边主义为框架。单边主义、小多边主义等将本国或本集团利益凌驾于全人类利益的行径不得人心，对全球绿色转型有害无益。只有坚持多边主义，才能凝聚全球环境治理合力。《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构成相关环境治理的法律基础，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成果，得到各方广泛支持和参与。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单边主义不得人心，携手合作方为正道。我们要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国际规则尊严和权威，提升全球环境治理水平。”[6]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责任共担，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在当前由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以资本逻辑为治理出发点，以工具理性为治理的指导原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长期得不到保障，甚至受到不公平的损害。因此，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以全人类利益为出发点，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习近平主席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环境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存在差异。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公平公正惠益分享，照顾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7]此后，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8]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的中国行动
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9]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举措。
中国高度重视环境领域的高层交往。元首外交提振全球环境治理信心。202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各国应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指出，中美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2024年5月，在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时强调，深化中欧绿色伙伴关系，中欧在绿色方面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此外，中国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COP28）世界气候行动峰会以及“77国集团+中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中美气候特使共同发布《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启动“21 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将能源转型、甲烷、循环经济、低碳省/州和城市等作为重点合作领域。首脑外交同时也推进了中国的全球环境治理方案。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会议等多边舞台上阐述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2024年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非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缩小能源可及性差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在2024年10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绿色是这个时代的底色，中国愿同金砖国家充实合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要共同支持2024年举行的气候变化、荒漠化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愿同各方持续深化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矿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中国务实推动双多边全球环境谈判。中国对推动《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主渠道国际谈判进程发挥积极建设作用。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COP28）各议题谈判磋商，为大会达成“阿联酋共识”、完成《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启动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全球适应目标框架和公正转型路径工作方案。同时，中国深度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进程和机制建设，出席IPCC第60次全会，中国科学家当选IPCC第七次评估周期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积极推动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专题讨论，加强对包括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在内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措施的审议监督。
中国加强全球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积极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主席国哥伦比亚，担任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问题谈判联合主持人，引领重点议题达成积极共识。中国举办中欧能源对话、中欧蓝色伙伴关系论坛、中欧合作伙伴对话“共塑绿色发展新动能”活动等机制性对话，发布10个中欧绿色低碳发展合作典型案例；组织召开中欧碳市场、适应气候变化等高级别研讨会。
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截至2024年6月底，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2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系列援助与交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中国提供并动员的气候资金不仅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协同发展，还为改善当地民生、提升人民福祉提供了帮助。中国启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落实行动；累计实施3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为120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余人次培训员额；实施全球发展倡议下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转移、气候信息服务等12期研修班，在乌干达实施“提升可持续土壤管理能力”项目；启动实施“非洲光带”项目，在未来3年帮助解决至少约5万户非洲地区无电贫困家庭用电照明问题；启动中国—太平洋岛国防灾减灾合作中心，举办2023携手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对话会、中国—太平洋岛国海洋防灾减灾合作研讨会；主办两届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共同开展中国—东盟红树林研究、低碳学校（社区）建设；举办第四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聚焦“落实《林芝倡议》生态促进发展”，围绕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应对气候变化凝聚共识。
中国通过国内能源转型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并积极协调大国能源转型中的竞合关系
展望未来，中国将通过国内能源转型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协调大国能源转型中的竞合关系，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参与引领碳中和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环境法治体系建设，塑造生态文明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主流规范。
中国加速国内能源转型，有效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并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方面，中国通过积极推进国内能源转型，展示了开放和合作的意愿，在起伏脆弱的大国关系中，将气候能源合作打造为大国良性互动的窗口，以推动全球气候与能源治理来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成为不确定的国际格局中的稳定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积极承担国际气候治理中的重要责任，加速自身能源转型，有助于提高全球气候治理信心，推动全球主要排放国的减排行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强调，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保国际合作”。中国加速能源转型，推动国内绿色发展，深度融入国际绿色经济产业链，积极参与国际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意见》提出，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5%左右，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9.5%左右，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45%左右。文件围绕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加快产业结构、能源、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绿色转型，以及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等3大环节，部署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当前，中国能源绿色低碳发展迈上新台阶。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低碳化。2023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增长至17.9%，煤炭消费占比从2013年的67.4%降至55.3%。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过半。中国新能源装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的40%，是美国、欧盟和印度之和。新型储能发展进入快车道。新能源技术领跑全球。海上风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突破2万千瓦，风电叶片最大长度超过123米，均为世界之最。
中国积极推动能源转型，有助于加强各国在能源体系中的协调合作。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强调，要“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源转型的低碳化、数字化和清洁化客观规律决定了各国政府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治理，来保证能源资源供应体系稳定。在全球化高度发展和全球能源结构深刻调整的当代，任何大国都很难通过单边行为，独自实现自身能源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加速国内能源转型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促进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中国加速转型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为达成温控目标、减缓气候危机做出贡献。作为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有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全面落实和有效运转，为在气候变化危机中尤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公共产品。其次，国内能源转型有助于将低碳发展战略和绿色规则标准融贯到海外投资项目，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的绿色低碳发展。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自2017年提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生态环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目前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绿色“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平台不仅为共建国家的项目建设和国际合作提供支持，也将绿色环保理念进一步融入，促进共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中国推动自身绿色能源转型，通过知识生产和制度外溢共享发展经验，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提供能源转型方案、绿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及技术等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全球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能源转型中面临与成熟工业化国家不同的挑战，其路径和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平衡短期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特殊借鉴意义。在生态环保理念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目前，中国把低碳转型目标纳入五年规划，绿色发展成为新发展理念之一，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总体框架。
结语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会继续参与和推进全球环境治理改革，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同世界各国一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合力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保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建清洁美丽世界。首先，以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发挥示范作用。通过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引领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加速构建国际绿色经济产业链和公共产品供给，积极引领国际清洁能源外交。其次，通过积极引导大国竞合关系、协调各国环境治理共识、提升环境公约谈判中的话语权，进一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权益，更好地深化以多边平台、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再次，通过继续扮演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协调者角色，协调各种制度耦合交叠的环境气候机制复合体，并形成具有全球生态文明框架下的“一制一策”新模式，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复合体构建。最后，通过推动自身绿色能源转型有助于通过知识生产和制度外溢共享发展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地提供能源转型方案、绿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及技术等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全球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10]
注释略
【本文作者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研究员张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所所长、研究员于宏源】
责编：冯一帆／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