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近期，覆盖大模型、机器人、脑科学、3A 游戏等前沿领域的杭州“六小龙”在全国引发热议，杭州做对了什么？为什么“六小龙”在一个城市集中出现？如何激发自身活力成为下一个出圈城市？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对此进行探讨。
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查志强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其中一个关键点便是遵循市场规律做好“放”与“服”的精准把握，努力寻求“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黄金结合点，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在营商环境微生态营造、企业创业生态环境构建以及政府社会治理等方面形成制度创新的精准护航，形成“政府赋能—生态共生—人才激活”的底层逻辑，构建“耐心资本+硬核科技”的成长闭环，催生更多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系统观念，形成政府和市场高效协同配置资源的合力。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政府作用具有主动性，市场作用具有自发性。政府需找准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坚决不插手，在自身职责领域更好发挥作用。政府在防止错位缺位的同时，应将“有为”体现在将人才的全面发展和创新生态的营造放在重要位置，以独特的政策保障与市场活力组合为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正确的引导和支持，为创新主体链接优势要素，切实降低企业在政府沟通、事务办理方面的时间成本，为企业创新创业提供阳光雨露般的服务环境和全方位全过程的政策支持；将“不为”体现在尊重文化传承、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的创新热情和自主决策等方面。
做好制度成本减法与创新激励加法，为创新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创新驱动时代的区域竞争，关键在于创造出一个能够吸引、留住和激发人才的创新生态系统。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再是简单的管理者，而是创新生态的培育者和服务者，通过构建高效、透明、公平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势能和竞争力的提升。政府需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将制度设计聚焦于降低要素流动阻力，努力构建“低摩擦创新生态”；秉持长期主义做“难而正确的事”，通过政策、产业、人才、企业与空间的深度协同，将“看不见的生态”转化为“看得见的机会”，让更多科创“新物种”破土而出。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充分释放企业创新活力。所谓“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即政府不对企业创新的内部事务进行过度干预，而是尊重企业的自主决策和创新路径，给予企业足够的空间进行探索；不试图主导具体的科技创新项目和企业的运营管理，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完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助力打通产学研转化链路等方面，通过制定长期、连贯的创新政策，既为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有利于创新涌现的环境，激发企业家活力和创新精神，又通过制度性突破加速技术转化。与此同时，持续积极探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聚焦企业需求和干部顾虑，推动政商交往有规可依、有度可量，从加强政企良性互动、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等方面规范政商交往高频事项，保障公职人员光明正大与企业打交道，围绕“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打好主动服务牌，让亲清政商关系更加普惠可感。
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优化政府财政资源配置。在构建创新生态过程中，重点是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精准化适配的支持创新创业的财政资金支持体系。以杭州为例，对创业初期企业提供“雪中送炭”式无偿资助，如创业空间房租补贴和各类人才计划支持；对创业过程中的“接力”式资助则通过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尖兵”计划、研发投入补助、发明专利产业化补助等多层次政策体系持续“输血”企业，并通过成长期创投基金“助力腾飞”式帮扶、主导组建基金集群，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通过打造“一站式”惠企政策服务平台亲清在线，实现“申报零材料、审批零人工、兑现秒到账”的政策直达。
积极推动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为创新注入不竭动力。夯实“高校输血—科研转化—产业反哺”生态，鼓励企业专注垂直领域、抓住技术浪潮，将有限资源聚焦于技术迭代与场景落地，同时，主动融入城市创新网络，借力高校、重点实验室等资源补足短板，让技术创新不止于实验室，更走向市场。通过梯度化的空间布局，匹配企业不同阶段的成长需求，并融入开放实验室、共享协作区等功能，让物理空间成为人才跨界碰撞、创意自由流动的催化剂。依托域内知名院校以及科创走廊、国家高新区等高水平科创平台和载体，集聚众多创新工坊和初创企业，促进产学研创一体聚合成链、碰撞裂变，让创新要素充分汇集，为企业提供丰富资源和有力技术支持。
鼓励试错与迭代，注重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以“技术开源”和“场景多元”双螺旋发展机制，“用开源的技术、复杂的场景倒逼技术创新”，实现“AI+产业技术跨界+新兴产业培育”，加大产品迭代速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在全社会打造质优的创新治理结构，孕育质优创新生态。在创新中打破常规、突破桎梏，重塑科技创业创新梯队。科技政策从支持后端的产业化、前端的科研，到重点支持中端的科技创业、系列创业、数智创业、前沿技术创业等创业模式与创业行为，建立“科技领先创业—科技领跑企业—科技领航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梯度培育机制。在一般高技术产业领域，注重以科技创业带动企业试错、技术试错、产品试错、产业试错的“试错”机制；在数字科技领域，注重系列创业产生的“涌现”机制，促进创业试错与创新涌现。
关注城市适青化发展环境，培育青年科技创业创新。构建开放的职业发展空间，营造低成本创业、高价值成长环境，提供多元化成长路径，以创新企业吸引力、创新平台承载力、高校院所供给力打造青年人才集聚地、青年创业首选地、青年科技创业创新创意人才栖息地，让不同特质的人才都能找到扎根土壤。通过构建“工程师友好型城市”，推出目录认定、授权认定、专才认定和行业评判、市场评价、社会评议的“三定三评”人才分类评价模式，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注重市场对人才能力、实绩和价值的认可度，打造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人文生态助推杭州“六小龙”出圈
任平 吕鸣章
在大力倡导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激励下，杭州“六小龙”现象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他们为什么出圈？杭州何以成为科技创新企业的聚集地？所有的关键都指向浙江民营经济蓬勃成长的文化生态、为民营经济初创排忧解难的发达投融资市场、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放下身段当好“店小二”全力为民营经济倾心服务的人文政府。
民营经济主导的蓬勃文化生态。浙江人口众多，资源禀赋并不优越，受“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环境所迫，百姓家家户户求生存谋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十分强烈，自主创业意识得到了极大激发。凭着“山海并利”创造的商机，环海商贸牵引工坊制作，一个个民营企业犹如漫山遍野的野草生根发芽、蓬勃生长，反过来又创造了浸润于浙江人内心深处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义利并重、通商惠工的地域文化，支撑着民营经济繁荣发展。截至2024年底，浙江省常住人口为6670万人，全省民营企业在册总量为350.53万户，“六小龙”只是众多民营企业中的代表。而且，由于民营企业具有极大自主性，创什么业、怎样创、走什么路都自己说了算，容易形成团队的高度凝聚力和强劲生命力。同时，民营企业还具有创新性和敏感性，商机敏锐、头脑灵活、方法独特，善于捕捉市场需求变化、科技创新前沿尖端关键问题，既紧跟时代潮流，畅通信息交流，又共商信息研判与产业分工，推动打造产业集群，形成产业集聚。
为民便利的发达投融资市场。民营经济市场导向性强、创新创业活力强、高效灵活，然而起步阶段所需资本支持的需求强、风险大、抱团共赢期望值高。浙江民营企业规模巨大，长期发展形成了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企业家有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胸襟。同时，政府扶持资金也为民营经济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障，天使资金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更加灵活的资金支持，为更多民间资本投资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浙江发达繁荣的民间投融资市场秉持资本来自民间、借贷投融资为民便利、“雪中送炭”解危助困、投融资所得盈利共享的人文精神，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以民间投融资为纽带的创新创业发展共同体文化。“一个好汉三个帮。”文化赋能企业、文化赋能高校、文化赋能政府，人与文化、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形成了有机统一体。在“六小龙”出圈的背后，是更多的民营企业携手组圈、抱团冲杀，互帮互助、协作共赢。民间市场富有发展创新的共同体主义价值观，我们要深度透视杭州“六小龙”出圈的投融资市场的成功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背后深藏的互帮互助的投融资机制所形成的共同体文化，这是使更多企业在攻克前行道路阻点难点中敢于凝聚一切力量发动“巨人与神之战”的强大力量。
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首先，浙商有敢闯敢试、坚韧不拔的自主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之初，浙商依靠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灵活的经营策略，从社会最微观的需求起步，硬是闯出了一条新路。比如依靠“鸡毛换糖”、打造家庭作坊，靠自主拼搏创业，完成原始积累，建成包罗万象的小商品市场并走向全球市场。自主创业过程绝非易事，而是充满艰辛，为了成就事业，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市场就开拓市场。在此过程中，浙商从不计较苛刻自己，“睡着地板、当个老板”，有“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其次，浙江有会稽山的工匠精神，可以为强脑科技研发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六小龙”企业为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可以走遍千山万水，为解决技术突破、资本博弈、市场转化等多重困难挑战可以“说尽千言万语”求融资、“吃尽千辛万苦”和“历经千难万险”，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再次，浙商具有适应市场、善于革新的改革创新精神。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浙商不固守传统模式，迅速开发并转化应用新技术、形成新业态。比如，“莫名其妙”“点石成金”“无中生有”等的嬗变、创新妙招给义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主动求变的精神也在新时代使更多企业走在了产业升级的最前沿。最后，浙商有谋篇布局、合作共赢的团队精神。浙商的冒险，是建立在敏锐的市场研判和灵活的应变能力之上的，即使面对风险，也能够通过产业链协作共渡难关，具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而且，浙江素有商帮文化传统，一人带一乡创业、一企带一域发展、城市带乡村繁荣、东部携手西部共富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DeepSeek开放源代码让全球共享，在科技创新领域以自加压力“跑得快”带领行业前行。
尽责尽力、放下身段当好“店小二”的人文政府。只有摆脱官本位传统，破除科层制官僚作风，将全力打造为企业服务的服务型人文政府作为目标，主动放下身段为民营经济当好“店小二”，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用数字化、网络化媒介为百姓和企业提供全天候、全过程、全方位的最优质服务，严守法规又热情服务，才能成为企业创业成长的强有力呵护者，才能创造最优质、最低廉的营商环境，弥合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责与合作鸿沟，助力解决企业创新进程中必然面对的障碍和难题。
（作者分别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浙江省绍兴市委党校副教授）
创造条件让更多资本成为耐心资本
顾严
耐心资本是各类资本中的“长跑者”，通常不以获取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而且专注于中长期的投资及回报，具有目光长远、战略定力强、能抗周期波动、有利于促进创新等特点。壮大耐心资本是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必须从理论上深入把握耐心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实践上不断探索让更多资本成为耐心资本的可行路径。
坚守“耐心”政策，让投资的长期回报更加可期。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在逐利性的本能驱使下，资本往往出现“短视”行为，总是在抢“风口”、挣“快钱”。耐心资本也是资本，自然也跳不出逐利的底层逻辑。要让资本耐下心来，从急功近利转变为长计远虑，必须创造条件努力让其在中长周期获得更高的回报。
科创投资是典型的从长计“利”的耐心资本。由于创新本身的巨大不确定性，科创投资面临很大风险。从基础研究到技术验证，再到大规模产业化和成熟商业化，漫长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断裂，哪怕只是暂时阻滞，都可能导致投资失败。不过，只要发挥出从技术革命到产业变革的“时间杠杆”效应，成功跨越科技创新的“死亡之谷”，耐心资本就能获得可观的回报。
耐心资本需要有定力的“耐心”政策。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更多资本成为耐心资本的必要条件。“耐心”的政策必须用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辩证法。一方面要主动作为，比如设立科创“母基金”，在直接创造耐心资本的同时，发挥政策资金“药引子”“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风险投资等跟投，间接形成更大规模的耐心资本。杭州“六小龙”中就有多家获得过当地政府组建的科创基金或产业基金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无事不扰”，让广大企业和科研机构有更多“宁静时间”专心致志搞研发、促转化、塑优势，让更多金融机构跳出追逐短期热点的局限、担当创造长期价值的使命。在政策的“长情”陪伴下，长期投资的回报率更加可期，就会有更多资本聚焦硬科技、坚持长周期、提高容错率，通过市场化方式投向科技型企业。
实施“耐心”监管，让市场的准入退出更加合理。流动是资本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资本一旦停止流动，价值增殖的过程就难以维持。所以，资本会有在各个领域流动扩张的原始冲动。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资本，耐心资本也必须流动起来才能生存和壮大。有时是流入长期回报率更高的领域；有时是流出原来的领域，将账面回报变现，再流入下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的领域；还有时是流向国际市场，在更广阔的空间获得长期可观的回报。如果一国对于外来资本实施过于严苛的限制，主权财富基金就很难进入并在该国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在一国之内，如果对资本进入特定领域施以过多限制，也不利于形成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需要有气度的“耐心”监管。在监管能力不断提升中，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应尽可能减少。这样可以为耐心资本的流动消除障碍，增加长期投资的机会。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次月，国务院宣布5个核电项目引入民间资本，民企参股比例首次达到10%。参股的10家民营企业直接投入45亿元，估计可以带动民企投资超240亿元。引入民间资本的突破性举措为民营企业带来新机遇、为核电发展注入新动能，蹚出了一条通过完善市场准入来壮大耐心资本的路子。在鼓励更广泛的“进”的同时，也要防止“因噎废食”的“退”。尤其对于新业态新领域，当出现风险事件时，不能简单粗暴叫停，更不能“一刀切”关停，否则容易导致耐心资本血本无归，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加剧资本的机会主义倾向和短视行为。应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更多采取柔性执法方式，帮助经营主体及背后的资本耐下心来应对风险、解决问题。
营造“耐心”环境，让产业的生态系统更加包容。从生产力属性看，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够组合其他要素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生产关系属性看，马克思认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耐心资本也具有二重性，既能够凭借其作为生产要素的长期投入来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又可以通过优化不同类型资本之间、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改善生产关系。
实体经济、产业组织、工匠精神都是壮大耐心资本的重要考量。目前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上存在两个共同的误区，一个是只把耐心资本看作狭义的货币资本、金融资本，另一个是只考虑耐心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第一重功能作用。要破除前一个误区，必须从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等更多维度理解耐心资本，特别是要从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传统与新兴产业的关系来把握壮大耐心资本的实践要求。破除后一个误区，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认识耐心资本，在实践中注重理顺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内大中小企业、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两个误区的破除，都指向了产业生态环境的营造。
耐心资本需要有温度的“耐心”环境。一是需要实体经济和金融共生共荣，不放任金融资本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使耐心资本耐下心来服务实体经济。二是需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相得益彰，不忽视、不放弃传统产业，使耐心资本为千行百业赋能。三是需要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并融通创新，不任由赢者通吃、以大欺小，使耐心资本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分配格局、构建长期共同体。四是需要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双向奔赴，使耐心资本既善于投硬科技，也热衷投资于人，不断促进以高素质劳动者的“一泉活水”润泽高质量发展的“万千锦绣”。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