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逻辑，更阐明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系统整合本质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辩证法，是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创新版图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加速重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呈现指数级叠加效应，迫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破解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的协同问题。唯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方法论，在要素重组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指数效应，在范式变革中塑造发展动能的结构性跃迁，方能赢得战略主动。
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矛盾运动起点
科技创新作为矛盾运动的否定性力量，通过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辩证扬弃，持续重构着生产力诸要素的质态组合。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下，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体现为劳动者知识结构的革命性更新、劳动资料智能化的范式跃迁以及劳动对象谱系的战略性拓展。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集群，正通过三重路径重塑生产函数：其一，驱动生产要素从线性叠加转向非线性聚合；其二，催化产业形态从机械组合转向有机共生；其三，推动价值创造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倍增。这种由科技创新引发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本质上是对旧有生产力系统的辩证否定与创造性超越。
教育、科技、人才作为矛盾统一体的三个向度，其协同效能直接决定着科技创新势能的转化效率。以系统论思维观之：教育系统通过知识再生产培育新型劳动者，科技系统借助范式革命锻造先进劳动资料，人才体系依托制度创新拓展劳动对象边界。在医学教育领域，这种系统整合的实践效能尤为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医学教育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支点，正通过“临床-科研-产业”协同创新模式重塑医疗健康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生成机制。其一，医学教育体系在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中构建起以复合型人才培养范式，使医学生既掌握现代诊疗技术，又具备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创新素养，为生物医药产业输送具备转化医学思维的新型劳动者。其二，依托国家医学中心、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医学教育机构正成为先进医疗技术策源地，其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科研范式打破了传统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时空壁垒，缩短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周期。其三，通过“新医科”建设推动医学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医工交叉、医理融合的学科生态系统，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深度嵌入诊疗技术研发链条，催生智慧医疗、精准医学等新业态。这种深度耦合，印证了医学教育在培育健康生产力、守护全民健康福祉中的战略性支撑作用。
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跃迁的价值实现中介
产业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跃迁中介，承担着双重历史使命：既是对传统产业形态的辩证扬弃，又是对科技创新成果的价值确证，本质上构成了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同进化场域。当代产业创新呈现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商业迭代”螺旋，本质上映射着教育系统知识生产范式的革命性转变。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教育强国建设必须突破传统“象牙塔”式的知识生产模式，通过“技术—产业”适配度的持续优化，构建科技革命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中介桥梁，在产业创新的否定之否定运动中重构教育实践。
产业创新既是科技革命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物质载体，又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能动性实践。在资本循环理论框架下，产业创新实质是打通“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转化梗阻的关键环节，通过建立“研发投入-价值增殖-再投资扩张”的良性循环，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价值对象化，本质上反映了价值增殖过程中“技术—产业”适配度的动态调整要求。当代产业创新已突破传统线性传导模式，演化为“基础研究突破→应用场景开发→商业模式迭代”的螺旋式上升系统。在此过程中，产业创新通过重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变革价值创造路径，实现科技创新的价值对象化。这种转化并非简单技术移植，而是以生产关系调适为条件的社会化大生产重组。
当前制约教育系统支撑产业创新的核心矛盾，在于教育供给侧的“知识生产惯性”与产业需求侧的“技术迭代加速度”之间的非对称发展，具体表现为：其一，知识传授的稳定性与产业变革的颠覆性矛盾。其二，人才培养的长周期与产业跃迁的紧迫性矛盾。其三，教育评估的学术导向与产业创新的市场导向矛盾。破解上述矛盾需构建“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的系统集成机制，通过“双一流学科（教育系统）—大科学设施（创新系统）—生物医药集群（产业系统）”的三螺旋结构，推动教育场域的知识势能向产业动能转化，产业实践又进一步实现教育反哺，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生产关系调适的实践进路。
产业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实现中介，在教育强国的理论建构中具有双重历史方位：既是教育系统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检验标准，又是教育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自我革命动力。这种辩证关系深刻体现了教育现代化发展要求——当教育体系能够通过产业创新持续完成“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答卷时，教育强国才能真正成为驱动民族复兴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系统整合：新质生产力释放的协同演化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实际上是“对象化知识”与“活劳动实践”在教育系统中的历史性合题。这种协同演化在当代中国的教育强国实践中，具体展开为：在要素配置层面，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开发”的知识流动闭环；在主体协同层面，形成“国家战略导向—市场需求牵引—创新主体联动”的动力传导机制；在空间布局层面，构建“创新极核辐射—产业集群共生—区域协同发展”的生态网络体系。在此过程中，教育强国建设通过知识生产、人力资本积累和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新质生产力释放的核心动能。
第一，突破传统线性知识传递模式，构建“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知识闭环。在医学教育领域具象化为“教育实践—技术创新—产业革命”的螺旋运动发展范式。首先，临床医学创新链承载着破解技术壁垒的历史使命，通过教育系统对医疗实践的理论反哺，实现认知范式与治疗手段的协同进化，开辟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其次，医工交叉人才链作为生产要素质态跃升的物质载体，在数字时代的结构性变革中重塑生产要素质态，培育具有“临床洞察—技术研发—产业转化”三维素养的复合型劳动者。最后，平台聚合学科链则构成产业生态重构的实践场域，以平台聚合学科链重构产业生态格局。通过建设国家级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等新型组织形态，将原本孤立的学科知识在“基础研究平台—临床验证平台—产业转化平台”的三维空间内实现再整合。三链融合的协同效应深层次地反映着教育系统从知识传递机构向生产力策源地的历史性转变，本质上是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在教育领域的当代显现。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制度藩篱与空间阻隔，重构知识生产范式，产教融合促进知识价值转化，使分散的生产要素在系统整合中产生“1+1>2”的协同效应，最终实现新质生产力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第二，深化主体协同，构建“政府—企业—高校”三位一体的动力传导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科技创新体系中，资本增殖逻辑通过产权分割、利益异化与竞争异化三重机制，往往导致政府、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陷入结构性对立矛盾中。例如，企业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过程中倾向于构筑专利护城河，以此保护自身技术优势并防止竞争对手模仿，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短期内提升市场竞争力，但同时也造成了技术壁垒，限制了知识的自由流动和技术进步的整体速度。此外，由于企业通常更加关注短期市场回报，这与高校科研长期的知识积累和基础研究形成了显著张力，公共性知识在资本逻辑下异化为排他性的私权，阻碍了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要破解上述问题，需要摒弃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将政府、企业、高校视为平等交往的“对象性主体”，重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间性关系。这意味着，在实践中，不仅要强调各主体间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要重视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具体来说，政府应扮演好宏观调控者角色，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框架，确保不同主体的利益得到平衡；企业则需转变经营理念，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兼顾社会责任，积极投入到具有长远意义的研发项目中；高校要打破传统学术围墙，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交流，特别是要注重产学研结合的实际效果。这种三位一体的动力传导机制，既是马克思主义“生产—交往”辩证法的当代实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创新范式的制度性突破。它不仅强调了各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还突出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唯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框架下重构主体间性关系，才能激活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的协同聚变，最终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指数级释放。
第三，优化空间布局，打造“区域创新体系—产业集群—国际开放合作”的多层次网络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性对抗，这种结构导致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这种空间异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地理不平衡固化为技术代差的再生产过程。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以教育强国建设为杠杆，推动一场涉及三重维度的空间革命。首先，从“单极虹吸”到“多极共生”区域创新体系转变，旨在打破传统上由少数发达地区主导科技创新的局面，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这不仅意味着要在不同地域建立多个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中心，还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有效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的网络结构。例如，国家可以通过设立跨区域的合作项目、共享科研设施等方式，增强各地之间的协作，形成互补优势，共同提升创新能力。其次，从“地理集聚”到“生态自组织”的产业集群转型，则强调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产业内部及之间的有机联系与自我调节能力。这意味着不仅要重视物理空间上的集中，更要关注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市场机制等手段促进企业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协同创新。最后，实现从“技术依附”到“规则共塑”的国际开放合作升级，要求我们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不仅仅满足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更要努力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制定相关标准和规则。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并通过多种方式深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以教育现代化为战略支点，通过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的范式转换、科技创新的制度重构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生态再造以形成历史合力，实现空间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调整和多层次网络生态的实践突破。这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国正从空间规训的客体转变为空间生产的革命性主体，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教育维度的解题方案。（作者：赵醒村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