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性话语和实践性话语已形成了广泛的认知共鸣。与此同时，一些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偏见与错误认知依然存在。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认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话语方式上，应采取批判性话语和积极性话语的耦合共生结构进行叙事，融通古今中外对中国生态文明加以阐释；在话语系统上，需构建以官方话语系统为主导、学术和民间话语系统协同的对外话语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认同。
【关键词】生态文明 认知共鸣 认知弥合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认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全球环境治理话语多元化，我国生态文明话语引领与塑造能力有待提升，一些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偏见与错误认知还没有得到有效澄清与有力回应。因此，亟需聚焦影响海外民众认知的可控因素，识别塑造融通中外话语框架面临的现实问题，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认同，助力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民心相通。
海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认知共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的重大步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生态文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用多层次生态文明话语讲好中国的绿色生态故事。从讲述中国生态治理的理论性贡献，到提供可借鉴学习的中国实践经验，海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性话语和实践性话语已经形成了广泛共鸣。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从客观实际和丰富实践出发，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吸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生态文明是融通古今中外生态智慧而形成的新文明样态。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中国生态文明是“伟大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与资本主义为了利润而牺牲人类和地球利益不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融合了政治和文化要素，从而形成了一种“五位一体”的方法，这超越了西方自由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三要素（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中国正是以这种方式构想的生态文明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丹麦奥尔堡大学研究员菲恩·阿尔勒（Finn Arler）提出，对“自然之道”的思考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自然有其自身的和谐和平衡之道，“自然之道”与中国生态文明的现代实践相契合。他阐述道：一方面，这种“自然之道”被视为宇宙运行的基本原则，它以导致某种平衡的方式组织和构建一切；另一方面，这种基本的“自然之道”也被接纳为人类行为的最佳标准，即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的节奏，避免干扰自然过程，而自然过程若不受干扰，就会走向和谐。
在实践层面，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生态系统不断优化，人民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在向世界展示经验和成效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参考。对此，海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治理实践普遍给予高度认可和积极评价。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毛里奇奥·马里内利（Maurizio Marinelli）基于“人类世”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生态文明实践对全球的示范效应：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维度来看，“人类世”的环境发展有三个特点，强调人类活动的作用及其对自然的影响，质疑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重新思考自然与文化、知识、政治的关联方式。他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与全球“人类世”环境发展密切相关，因为生态文明摒弃了经济增长优先于环境健康的发展模式，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文明可以被视为“中国式”的全球性“人类世”环境发展实践。
随着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危机频发与全球生态风险扩散，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看来，社会生态转型是一个总称，它描述了为解决社会生态危机而进行的努力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变。在这一概念和认识论主导下，重大社会转型、绿色经济和社会技术转型等理念的使用日益增多，它们的目标是全面了解目前的全球环境变化，并为应对危机作出贡献，而这恰恰与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内在意蕴具有相同的价值诉求。
个别西方国家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认知失调
尽管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性话语和实践性话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囿于政治认同差异、知识体系框限、社会文化间性等因素的影响，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生态文明的认知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与误解。
一般来说，人们会拒绝与自己核心理念不一致的信息，欧美心理学家普遍将这种状态视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表明，如果个体的两种认知相关，则它们要么是一致的，要么是不一致的。如果一种认知遵循另一种认知，则两种认知是一致的；如果一种认知的反面遵循另一种认知，则两种认知是不一致的。认知失调的存在会让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不适。人们为了减少认知失调状况，就会回避可能增加失调的信息，或者选择与自身认知相符的态度或行为。极少部分西方学者和民众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认知偏差，主要源于已有认知框架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偏见、狭隘片面理解和盲目优越的西方中心主义。
一项关于气候传播的研究证实，人们往往不愿意相信人类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气候威胁，即使人们愿意相信，也会更倾向于逃避或者忽略此类信息。特别是当自己所珍视的信仰被攻击时会感觉不快，人们会通过拒绝、忽略或者反驳的方式来寻求安慰。为此，少数西方学者故意渲染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属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对抗理解和释读，是因为这些研究机构和学者除了受到所处国家制度、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外，还受到自身的政治认同、身份观念、价值观理解、信仰支配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一些西方学者习惯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标准居高临下地评判他国的生态治理模式。这种刻意以“意识形态化”口吻的指责行为，是其信仰否定下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具有鲜明的虚无主义色彩。
一些西方国家基于中心主义思维，试图通过放大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先进性”，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置于被动的客体地位。生态主义的“西方中心论”是全球文明秩序的一种“想象”，是以西方“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资本主义扩张为物质基础、以资本逻辑建立全球统治为根本诉求的话语体系。其无法充分理解中国生态文明的深层内涵，不能廓清中国生态文明与西方生态现代化之间的根本区别。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对外传播的认知弥合
由信仰差异、知识框限、文化间性导致少数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狭隘片面理解、中心主义等认知失调，需基于辩证思维予以全面审视和客观看待：意识形态偏见较难通过话语传播而彻底消除，对中国生态文明的狭隘理解、对自身路径的盲目优越则有望通过优化叙事结构、完善话语系统等努力加以引导。在话语方式上，批判性话语和积极性话语的效果各有侧重，应采取双管齐下、互为补充的耦合共生结构，融通古今中外对中国生态文明加以阐释；在话语系统上，官方话语系统、学术话语系统、民间话语系统均有各自的传播优势和话语特征，构建以官方话语系统为主导、学术和民间话语系统协同的对外话语体系，以实现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同频共振，以此弥合少数西方国家的认知偏差。
批判性话语与积极性话语的创新性耦合共生。批判性话语的实质是“破”，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言论，可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非普适性本质进行批判，揭示其走向否定的历史必然性。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无法为全球治理提供有效方案，原因在于其仍以西方国家的特殊性为原则，没有也无法将其上升为世界性的生态问题解决路径。相反，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基于世界公平正义的全球性视角，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性问题，与西方所谓的“生态先进文明”有着本质区别。积极性话语是在批判性话语的基础上展开的“先破后立”。对于少数西方国家的狭隘理解，要使用创新性概念和表述对中国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效加以阐释。比如，对“美丽中国”的阐述应聚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对“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倡议的诠释，要强调这是顺应当代科技发展变革而坚持的绿色发展，是遵循生态结构内在规律的系统性治理，是充分考虑各国人民福祉的多边主义治理框架。
官方话语、学术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协同增效。官方话语系统作为中国生态文明传播的主导，要为生态文明阐述提供政策方向、行动框架、成就进展和经验总结。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作为官方话语的有效补充，学术话语系统要为官方话语提供理论支撑，提升官方话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对理论性话语和实践性话语的阐述要凸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通过多样的学术论坛、丰富的学术交流拓展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民间话语则要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大众对话和民间交往促进生态文明话语深入人心，凝聚海外普通民众的广泛共识。
对于少数西方国家有关中国生态文明的认知失调，应当理性、客观、辩证地看待：要将它作为一种话语传播的认知偏差参考，深入考察其中的问题、原因和规律；没有必要对这种认知失调状况进行过度解读。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制度、社会、文化、知识等多维差异必然会对人们的认知产生影响，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解与评价同样如此。在此背景下，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涉华认知中的不可控因素应当进行深入认识和充分研判，系统把握其中的可控因素，将话语和行动、认知和效果更好地统一起来，由此进一步提升我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国际认同。
（作者为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气候变化与环境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4YJA86000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4FXWB01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鲍传健：《生态文明叙事海外传播的挑战与应对》，《对外传播》，2021年第3期。
②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October 2022.
③Finn Arler,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s in the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bate", Ope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8(2).
④Maurizio Marinelli, "How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Anthropocen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Intellectual Debate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8(3).
⑤[美]苏珊娜·普莱斯特著、高芳芳译：《气候变化与传播：媒体、科学家与公众的应对策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⑥赵坤、刘同舫：《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论”》，《理论视野》，2021年第2期。
⑦韩韶君：《社交媒体环境下中国生态形象塑造与对外话语实践》，《中国出版》，2024年第24期。
责编/赵橙涔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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