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片面理解、泛化和滥用“新常态”
“新常态”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出现的阶段性新特征的一种理论概括，并不涉及任何其他领域的内容。一些人却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概念进行泛化甚至滥用，把这一概念几乎变成了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新常态”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出现的阶段性新特征的一种理论概括，并不涉及任何其他领域的内容。一些人却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概念进行泛化甚至滥用，把这一概念几乎变成了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互联网本身的理解可能还处在一种相当肤浅的水平上，由此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总体上还处在一种相对尴尬的境地上。
中国-东盟关系的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辟。中国支持并相信东盟共同体将在团结、平等、合作共赢等基础上建成。这一进程有利于亚洲经济的一体化，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有利于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培养以市场需求、劳动就业为导向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是当前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官员霸道，实则是不可理喻的权力霸道。
八成多受访者对官员霸道现象非常反感，干部和普通民众所反感的“霸道”现象有所不同。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高压反腐、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干部作风有了明显改善。然而，仍有一些干部我行我素，以“官老爷”自居，处处表现出霸道的姿态。
霸道官员只准他们给别人立规矩，不准别人跟他们讲规则；只准他们对别人发号施令，不准别人和他们讲道理。
霸道习气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单个腐败官员显示“霸道”做派，那是属于偶发性的个人现象。
哪朝哪代都不缺乏霸道官员。他们在一个部门或地区称 王称霸，俨然“土皇帝”。致使所在部门或地区万马齐喑，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之风盛行。
权力的能量体现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要么是建设性的，能为社会带来秩序；要么是破坏性的，能致人腐败和堕落。权力不受约束和规范，极有可能就会变得蛮横霸道，肆意妄为。
作为政治生态的组成部分，官场生态正在政治生态的转换中形成新的秩序。群众路线、强力反腐、依法治国等政治生态的变化，直接引发了中国官场导向人民性、官场环境廉洁度、官场规则法治化等一系列变化。一种更加强调人民性，更廉洁，更强调法治的官场秩序正在形成。
衡量国家和政府治理能力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公款管理能力，这些能力受到一组基本的公共价值观的约束和引导。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旨，就是将这组价值观融入现代财政制度建构中。
习总书记的综合性经济战略思想是围绕“如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制度结构和政策安排，使民富国强能够在一种互动过程中得以统一实现”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四个全面”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既注重了顶层设计与总体谋划，牵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牛鼻子”，又适应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创新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和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还关系到结构调整、经济转型能否取得成效，最终关系到国家、民族能否在新的历史潮流中取得竞争优势，这种影响比过去的任何一场革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展望未来，稳健崛起的中国将传承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以陆海“一带一路”建设、亚非互联互通和亚投行等为抓手，重点携手周边及发展中国家，弘扬万隆精神，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巡视制度在反腐工作中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如果能将巡视制度和选贤任能相结合，将干部选拔适度“嵌入”到巡视工作中，对于提高我党的政治廉洁性、制度全面性、选贤任能有效性都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巡”出好干部，关键在于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模式。
新加坡对于贪腐惩处的严厉，并不表现在重罪重罚，而是表现在轻罪重罚。可以这样说，新加坡之所以少有贪腐现象，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对很小的贪腐处以相对很重的惩罚，也就是对腐败零容忍，从而避免了“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恶果。
历朝历代在限制家族式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和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