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持久活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抢抓机遇、迎接挑战，以足够的勇气和气魄推动大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抢抓机遇、迎接挑战，以足够的勇气和气魄推动大发展。
随着反“四风”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党员干部的烟酒味变淡了，官架子放下了，官场生态日渐“山清水秀”。但与此同时，一些人以“要求严了”为借口，宣称“干事就难免犯错，不干事才不会违规”，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心态。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广大干部对干事创业其实并不陌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离“两个一百年”梦想期限越来越近。但在新形势下，一些干部干事创业现状与人民期望尚有差距。能否大力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成为顺利应对风险挑战、顺利实现光荣梦想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广大干部应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顺势而为，提升“内功”，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前，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动力不足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这主要是由官员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而导致“不会做”、面对高压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环境而导致“不敢做”、社会舆论环境与收入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所导致“不想做”三个因素造成的。
总体样本中，在所有的干事创业动力来源里，“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为了个人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完成上级和领导交办的任务”这些事关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相关的利益排在前列（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而涉及公共利益方面的选择，如“为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认同比例相对靠后。这些反映了合理的个人利益更容易激发党员干部群体对干事创业的热情。
通过梳理近百位官员的访谈发现，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官初衷主要有以下几种：85.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为官的最初动力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78.1%的受访者选择“工作稳定，带有光环色彩”；72.6%的受访者选择“实现自己的从政抱负”；65.8%的受访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另有89.3%的受访者提到“希望能为基层建设贡献力量”。
从古到今，官员这一名词虽然有点特殊，但本质上，跟别的头衔一样，就是一种人们借此谋生的职业。不能把官员都变成苦行僧，教育成海瑞，让他们和家人连起码的安居乐业都实现不了。我们的制度设计，必须让官员能凭借收入和待遇，过上中等偏上的生活。同时也应对其加以限制，不让权力变现为利益。
为官不仅要清廉，而且要有所作为，为政当官不是拿高薪混饭吃，而是要切实拿出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要打破官场铁饭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要继续深入，既要削“事”，也要裁“人”，凡无事可干或无事找事的冗官散官，统统都要另寻出路，不能继续扰民乱政。
作为世界上成员最多的执政党，单纯追求党员的数量不仅不会带来积极意义和价值，而且会有负面效应。因此，应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呼声，大力提高党员质量，主动清退不合格党员。
中国政治中的负面效应主要存在于官员之间，下级官员在从事行政行为时，上级官员在对该官员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评估中，负面性方面占据了很大权重。高压反腐和网络的兴起，使官员的负面效应的曝光率大大增加。要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需要破除负面效应，建立合理的官员评估体制，改变极端的思维方式，明确规定官员的各种约束，并且正确对待网络舆论。
2014年以来，江苏省丹阳市采取“看、评、访、察、用”等方法，深入开展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分析研判，为把脉班子、识别干部提供了可靠依据。
政治生态环境的转型，既是环境的转变，也是身处环境中的人的转换和适应，两者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和常态，但这一互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很难做到“一步切换”到位。因此，重构政治生态要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全方位思考和分析各种影响政治生态的各种因素，并持续改进和完善。
经济发展新常态会带来官员政绩考核的新常态，绿色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政绩考核模式正在取代唯经济增长的旧政绩考核模式，新模式将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新常态模式，由此会催生一批绿色改革派官员。反之，绿色改革派官员推动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的政绩考核模式、绿色改革派官员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具有很强的逻辑相关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下降，发展动力和需求不足，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适时地提出鼓励创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政绩观。不少地方政府因应这一新的形势，纷纷将创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新指标，以求促进新的政绩观的转向。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国家政策或政策宣示未必能在地方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宏观上看，力推“改革促进派”是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要求。从微观上看，力推“改革促进派”是抵制“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求。力推“改革促进派”举措可以形成直接匡正“不敢干”之风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生态，可以在政府组织体系中传递出积极的思想导向，形成积极的制度文化，培养积极的行为模式。打造以“为官有为、积极履责、敢于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强文化状态，需从教育引领、行动体验和制度保障三个层面来着手。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许多为官箴言，公认的第一为官箴言即是“清”、“慎”、“勤”三字。“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为官箴言，而要做到勤政需树立居官就是要为民兴利除害的思想，要早起问政、使事无积滞，要屏除杂务、专心政事，身心都要勤奋，最重要的是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制度。在这样的体系下，中国古代也涌现出了许多“勤政”的典范。
做大做强中国品牌、大力发展品牌经济，是推进中国企业迈向国际产业链中高端，掌握产业话语权、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商业竞争的核心要素。优秀品牌是国家的响亮名片和宝贵财富，优秀品牌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
品牌的背后积淀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理念、文化传统，知名的国际品牌是响亮的国家名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崛起的背后往往是一批品牌的强势崛起。加强中国品牌的舆论宣传，是中央级媒体肩负的重要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自主品牌峰会暨中国自主品牌100佳课题调研，是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发起举办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载体
第二届中国自主品牌峰会暨中国自主品牌100佳课题调研由人民日报社旗下唯一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民智市场调查公司进行测评，通过构建包括5个一级指标、31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中国自主品牌企业评价指标体系（也称中国自主品牌‘5力模型’）”和中国自主品牌区域评价体系两大体系，完善并细化了中国自主品牌的评价指标，并采用推荐自荐、指标测评、专家评审、网络投票等多种调查和评价方法。
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处于趋势性的回落和周期性下滑的阶段，各类宏观总体指标下滑较为明显。与此同时，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使低迷中存在繁荣，转型中存在新的生机和新的动力，回落中触底迹象开始出现。
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它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德国、日本等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和规律，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诸多启示。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能源贸易合作的加强，将有助于化解能源出口国之间以及进口国之间的矛盾，实现亚洲共同的能源安全。中国应针对不同区域内能源竞争和合作的特点，分别与东北亚、南亚、中亚、东南亚各国开展地区能源市场建设，推动形成亚洲共同能源安全发展新局面。
2015年7月初，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7月11日，人民论坛杂志社、中共荆门市委在湖北省荆门市共同主办“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暨国家治理高峰论坛第二届湖北峰会。会议以“互联网+”为主题，深入研讨“互联网+农村”的重大意义、面临挑战以及相关前沿问题，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总书记对县委书记的“四有”要求，对农村村支书同样适用。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四化”，即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互联网是信息化的重要载体，实践表明，互联网对加快城乡信息要素流动，促进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也为农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此次论坛以“互联网+大众创业的乡村治理”为主题，对推动我们中国农谷的建设，推动农业的转型，提升我市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乡村治理的水平，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基本医保是根据户籍制度及是否就业划分，三大医保制度保障水平各不相同。多种医保制度并存的格局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群众保障需求，束缚了我国医疗保障的发展进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即将由城乡二元结构向统筹城乡发展转变。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打破医保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实现城乡整合、统筹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直言强谏是古代大臣的美德，但这样的大臣并不多，宋朝的寇准则是历朝公认的强项直臣。早在当小官时，他就因奏事惹怒太宗，太宗愤然回宫，寇准竟拉住他的衣裳，直到把事情定下才算了结。此后在任用宰相、决定与契丹决战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他都敢于犯上直谏，成就了一代诤臣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