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
仁义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相结合，已经成为相对稳固的当代中国核心政治价值观。用传统仁义来容纳规范自由和发展，是中国政治有机体保持稳定与活力的重要保障。
仁义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相结合，已经成为相对稳固的当代中国核心政治价值观。用传统仁义来容纳规范自由和发展，是中国政治有机体保持稳定与活力的重要保障。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以互联网为纽带、原动力而形成的。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乎逻辑的延伸，是对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宗旨的拓展和提升。
加强中非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中非各自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也有利于加强南南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推动世界格局向更加均衡和合理的方向发展。中非再次举办峰会，将有力彰显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力量，并向世界发出中国和非洲共同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时代强音。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
中国经济政策应综合使用包括“供给侧改革”在内的各种方略，让经济软着陆、软调整，进而保持适当、较快的增长速度，稳步进入高等收入国家。“供给侧改革”核心是强调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
面临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仅依靠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
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必然意味着经济思维、政策哲学和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供给侧改革绝非简单地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本质上是从政府主导和管理经济彻底转向市场主导和调节经济。供给革命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员，而是企业和企业家。
对于经济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地区差异明显的中国而言，既要着手供给侧的改革，又要继续专注于对需求侧的培育。尽管供给侧改革极为重要，但不可能完全替代“三驾马车”的作用，我们应当在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时发力，实行动态的管理政策。
我国的结构性改革就是针对严重影响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公平的重要领域进行重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宏观调控的改革，而是突出改革的难点在供给面。也就是说，我国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主要发生在供给侧，许多需求侧的问题也是源于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不完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把结构性改革聚焦在供给侧，聚焦在一些重大供给体制上。
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
现在中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供给侧的改革，首先应主要靠市场机制、靠激励个人和企业的行为来保持经济增长，而不是再来一轮新的政府设计、引导的人为“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增长。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理解为既不是靠政府官员的长官意志所强行推动的经济增长，也不是靠政府人为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来保持经济增速，而是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本身的自主创新、自发发展而汇集起来...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固然有其经济学理论根源和对经济政策他山之石的借鉴，但更多还是决策层回应中国经济所碰到的问题而开列的政策药方。而抓住当前中国经济诸多问题的“牛鼻子”，关键便是要破解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制约。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新常态下需要树立的发展新理念。如何有效贯彻这一新理念，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就宏观调控方式而言，引入和加强供给侧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及深层次原因，要求引入供给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的特点，要求在政策传导机制和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秩序方面进行深入变革。
西方的“价值战”是为资本权力全球化的利益需要而建构起来的一套价值体系。以价值而判断敌友，让西方国家彻底陷于敌我不分的困局之中，陷于恶性循环之中。西方人不会自动停止其“价值战”战略，但这一战略将会伴随着其实力的下降和对世界造成的破坏性而失去战略意义并贻害西方自己。
无论是从学者变为官员，还是从官员变为学者，只要动机纯正、条件符合、程序规范，这种官员与学者身份的转变，都有利于职场生态的改良。随着干部人事体制改革的深化，“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都将成为一种新常态，政界与学界的人才合理流动应该获得社会理解与支持。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官员分为两种，即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指民选的或随执政党上台而被任命的官员。事务官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要求中立，不带政治取向和政治偏见，对政务官负责，职业固定。 政务官由于存在严格的任期制，其从事政务工作只是自己职业经历的一部分，不可能长期担任某一重要职务，并且，往往不到退休年龄就要退出政坛，因而面临选择其他工作的境遇。这一点是与...
未来五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攻坚时期，要旗帜鲜明、不折不扣地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五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在宪法实施等诸多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法治基础。
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的稳定和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高校突发事件、保证高校安全，已经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在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完善。 法律依据缺位。现阶段，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主要以政策条文和校规校纪为依据，法律法规严重缺位。高校校规校纪主要是为了实现教育行...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印度面临着所有新兴国家都存在的问题，即雾霾问题。印度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印度市民和民间组织的广泛重视，官方机构也下了决心，要解决印度环境污染问题，但雾霾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这主要是因为环境问题在印度并非重点整治议题，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印度政府的优先事项，电力供应问题、供水问题、工业发展等问题才是政府和民间关注的重点，环境问题还是要让位于经济增长。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决胜阶段的新时期，基层党组织所处环境、工作条件以及自身状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均前所未有。如何培训村干部，如何管理和服务农村党员，如何搭建新型服务平台，如何进一步将社区服务中心打造成支撑发展的平台、汇聚民心的平台等，一系列课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濮阳市委加大对新时期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着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并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部门应当自觉围绕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规划，系统谋划部署、精准精确发力，全面提升干部工作、基层党建和人才工作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干部工作落实新要求，凸显精细化。坚持好干部标准，从严从细从实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脱贫攻坚已进入冲刺阶段。农村是脱贫攻坚的重点、难点，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攻坚破难？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指出“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 濮阳市把农村脱贫发展与加强基层党建紧密结合，特别是...
此次到河南濮阳市调研，我感到收获很大。我们在濮阳看到，市委市政府注意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县区、乡镇和社区等地各级领导干部精神状态好、工作思路清晰、基层党建充满活力，便民服务受到百姓称赞，“互联网+监督”、“智慧社区平台”、“村官培训机制”、“农村党员档案管理”等创新举措的不断推出，取得明显成效。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濮阳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政府的行政管理创新...
【人物简介】 闫志民，1937年1月生，陕西省户县人。196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秘书、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北京大学马列所副所长等职。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央统战部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我国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纲，它要解决的是在现阶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在现阶段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现阶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思路。
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
只承认文艺的商品属性、娱乐功能，抹杀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教育功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中国古代各王朝的“政治规矩”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必须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明朝时期，不少人因触碰这一“政治规矩”而获罪罹祸，具体情形各有差别，有因“擅权”而得祸，有因“婴鳞”而得祸，也有因“干政”而丧身破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