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重在“严”字当头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改革发展新成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贡献。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改革发展新成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贡献。
中国经济从根本性的长期治理来说，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是符合实际的。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有的政策都要站在生产者的角度来考虑,首要的是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016重要思潮评选过程与调研结果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关口；周边、区域和全球战略形势复杂多变，韩国部署“萨德”、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英国脱欧、欧洲难民潮、美国大选、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变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的技术形...
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持续流行 新自由主义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转移。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受经济形势而波动，国际金融危机后呈现“先弱后强再弱”的趋势，到了经济改革的关口又再次膨胀，试图影响社会舆论和政策的制定。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非公有经济，特别是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一些“暴富”者希望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在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的快速发展，与现代信息工具的使用大有关系。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手段的大众化，为民粹的成长和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仅可以方便快捷地制造民粹议题，而且还可以快速传播和放大信息，为具有极端主义色彩的民粹思潮推波助澜。
在公众的公共参与和维权过程中，合理诉求与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关系，两者之间很难划清界限。这也导致了目前在中国，对于民粹主义的治理存在一定的困难。
2016年，可以说是强势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内跨体制崛起的一年。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受到新权威主义的挑战。权威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共同挑战精英主义。权威主义者反自由化、反精英、反全球化，但并没有反对自身根本政体，他们更像是西方民主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
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设计中，影响一国全体国民和各个阶层、族群、地区统一与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元首这一政治机关能否超越各种技术和政策层面的纷争。从世界各国比较来看，维护社会和国家统一性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就是要保证一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超越社会各集团、群体、阶层、部门、地区之间的利益和价值争夺，成为全社会和完整政治社群的代表。
尽管2016年国内发生了许多关涉民族主义思潮的事件，有的波及范围很广，但总体而言都在可控之中。党和政府应该将民族主义往良性方向上引导，应该建立和完善法治体系，强调爱国也应守法，不能以“爱国”为借口侵犯他人权益、破坏社会秩序。
2016年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民族主义蓬勃发展，极端民族主义在欧美社会抬头等事件，对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造成巨大冲击，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有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停滞甚至逆转。
在2016年，全球极端主义形势的最主要特征体现为：在政治极端主义层面，西方世界左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势力愈发强势，不断改造着西方政治、社会形态，政治极端力量与民粹主义的当代结合，成为塑造西方政治未来图景的最不可控变量；同时，在社会极端主义层面，本土社会以保守排外为特征的极端情绪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互刺激，极端主义的恶性循环正在显现。
随着国际恐怖活动规模和频度的增加，恐怖活动也表现出一些新特征，突出表现在“伊斯兰国”的相关作为上，引起了人们诸多的关注。 恐怖活动从跨国发展到跨文化地域。随着“伊斯兰国”的出现，特别是它提出的建国和迁徙圣战的号召，使一些穆斯林（主要是青年）来到“伊斯兰国”，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并不是来自穆斯林国家。与此同时，一些人在接受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圣战”的训练...
新自由主义倡导极端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如今虽广为诟病，但并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导向。新自由主义的没落并不代表自由主义思想都存在问题，我们应去芜存菁，反思市场机制的失灵和政府的社会责任，重塑国家政策职能。
新自由主义战略与金融危机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实现机制大体是：政治战略—投机赌博—利益勾结—金融创新—利用暴富效应和对美国的盲目信任、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盲目崇拜—大肆掠夺—泡沫破裂—套现走人—金融危机—强迫各国埋单。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榨取全球超额垄断利润的意识形态工具。 首先，资本积累金融化与全球财富大规模转移。金融资本家直接跳过生产过程，仅仅凭借...
虚无主义像一个幽灵徘徊在中华大地之上，不仅腐蚀社会肌体，而且营造了一个广泛、冷酷的精神沙漠，正在解构“信”“忠”“诚”等几千年中国本源性的价值观。
2016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仍然是危害巨大的错误思潮，在网络、微信、微博、杂志、影视中泛滥，并呈现新特征。这一思潮对历史的否认和批判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诉求，不仅松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
我国一些地方存在功利主义的政绩观，教育和人才培养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功利主义倾向。但是，也不能将功利主义标签化或泛化，将正当的利益追求简单地归为功利主义。
当前中国的消费主义思潮已渗透至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016年更是突出表现为过度性消费的加剧，符号性消费的深化，奢侈性消费重新崛起、消费中的拜金现象日益凸显以及消费的两极分化。消费政策的调整、大众传媒的助推和消费者消费心理的转变是当前中国消费主义蔓延滋长的主要原因。对此，必须彻底划清合理消费和消费主义之间的界限，认清消费主义的危害，在全社会建立适度消费观。
2016年的中国有一种新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契合与汇合中，一种基于东方智慧的新生态哲学、新生态文化启蒙运动正在悄然兴起。随着我国城市大面积雾霾天气的出现，人们开始反思现代生活的弊端，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出现了一批关注生态与环保、尝试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者。
作为“从严治党”大战略的小切口，“八项规定”实施四年多来对政治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远出乎多数人预期的“蝴蝶效应”。“八项规定”实施取得的喜人成绩与带来的切实变化充分说明了其重要意义，其成就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互联网+”新业态的出现，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同时，也带来政府工作的创新与工作实效的提高。2016年以来，针对长期困扰机关工作的各种问题，保定市地税局创新思维、方式，依托“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与“大数据”的重要支撑，积极推行机关工作规范化管理，通过完善标准机制、共享信息数据、强化工作程序、拓展学习空间，较好地提升了地税机关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地方经济...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意义重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与人民事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贯彻有着重要的联系。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需要强化领导干部的群众观，将群众观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每一项要求都落到实处。
城镇化建设中的乡镇政府治理创新，是推动国家、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全方位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优化乡镇政府治理路径，需要构建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政府治理理念，强化基层民主的建设，培育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乡镇政府“最佳价值”的服务功能。
人们不但需要合理理解慈善行为，还需要理性对待救助行为。在进行慈善活动或者社会救助活动中，人们需要对他人的行为进行理性判断，而不是跟风。不分青红皂白的点赞和献爱心与不分是非的宽恕和纵容某些恶行本质上是一样的。表达善意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范围，不能无条件行使。
扶贫和救助，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总的原则是：可以通过经济扶持的对象给予扶贫，不能通过经济扶持的对象给予救助。但从身处贫困状态到脱贫是要时间的，因此，在此过程中，通过低保救助维持其基本生活仍为必要。
实现精准扶贫，人才是关键，培养一支“精准”的人才队伍，是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基础。扶贫人才培养与需求的错位，已经成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对此，应当以精准扶贫政策为导向，树立扶贫人才培养的先进理念和思路，构建扶贫人才培养的约束机制、激励保障机制、监督反馈机制，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人才的结构性不足，即领军型人才、一流工程师、优秀技术工人的欠缺，是当前制约创新产业发展、阻碍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主要因素。为此，应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改进教育体制、改善社会氛围并推动产业升级。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培育劳动力市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培训和转化求职者的劳动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必须克服编制与任务量不匹配、机构职能不明确、信息化发展滞后等问题，为公共就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当前我国已逐渐发展为新型工业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和开放性程度。在此背景下，技能型人才成为社会劳动资源市场的“紧俏”群体。技能型劳动力的培养途径主要在于职业教育，他们也将成为中国未来就业群体的主体。
在“互联网+”时代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要与时俱进，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对自身角色进行调整，通过建立人才互动机制、制定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机制、运用多种激励方式、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来更好地应对变革发展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将人本管理思想贯彻于企业管理之中，让各类员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让现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网络社会在给人们开阔的视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隐含着诸多深刻影响人们生活、工作和精神世界的风险。提升公民网络安全素养，不仅可以提高普通网民对网络社会风险的防御能力，更有利于网络安全社会的构建。只有坚持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同步推进，才能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
随着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和入市工作在市场各方期待中稳步推进，养老金入市安全受到关注。要保障养老金入市后的安全，应控制入市比例、完善分红制度、降低投资管理成本、坚持定量投资监管。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需要用好互联网平台、推动志愿者服务创新、活跃基层文化活动、加强文明城区建设，积极引导民众精神文明的良性发展，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社会协调转型增添助力。
绿色发展理念是党中央紧密联系我国发展实际、适应未来发展方式转变而提出的新理念，这一理念标志着传统发展价值的转变，拥有深刻的价值内涵。绿色发展，体现了发展思路模式的转变，体现了物与人统一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内涵。为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应尊重客观规律和调动全民积极性，突出发展主体和发展客体的渠道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者收入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成因的说法纷繁复杂，既有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和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紧密挂钩。只有搞清楚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基本特征和形成逻辑，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根本思路。
电信诈骗案的骗局有其独特的内容，这表现为加害方以电信技术为载体和“管道”进行行骗，出现高科技化、隐蔽化的新特点。有鉴于此，电信诈骗犯罪的防治策略应该从加害方、被害人和电信部门等角度有针对性地切入。
我国政府采购市场调控受到行政机制、政策机制的影响，法律手段较为不足，面临市场机制与法律机制不协同的现状，我国不仅应该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而且也不应忽视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的构建与监督。
针对当前还不是非常成熟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裁决执行制度，建议通过在确定合理期限时增加多种考量因素、明确专家组职权范围以及理顺执行审查和贸易报复程序适用等方面来解决WTO裁决执行管辖权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也随之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吸纳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补充完善我国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方面的法律法规，督促网络运营商制定相关网络虚拟财产维护方面的行业规范，引入第三方机制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完成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抓住了治国理政的“纲”，意蕴深邃，意义巨大，它将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和发展，是管党治党的关键性举措。
当前互联网党建不仅形成了“五大平台、两大体系”的党建网站建设格局，更呈现出新媒体党建平台蓬勃发展的趋势：党建微博遍地开花、基层党组织微信平台越来越多、移动客户端（APP）党建平台颇具成效。互联网党建工作表现出管理服务便捷化、教育培训灵活化、信息发布集约化、交流沟通扁平化、党建决策科学化、党风监督实时化的新特点，逐步塑造了党建工作的新模式。
我国党建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下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局面，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党建工作以一种新常态融入到党组织建设中的方方面面。“互联网+”新常态下，党建工作创新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互联网+智能”、发挥“互联网+”优势，助推党建工作创新。
新形势下融合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应明确其目标和任务，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共同推进，明确二者共生关系，推动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深度结合，营造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的良好环境，以及加强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统筹考核。
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史，党的建设理论贯穿始终。经过数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坚持和努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渐趋成熟，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九十余年来我党的党建学说不断丰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科学指南。
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劳动力不足，而劳动力不足是日本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反映，是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劳动力供给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安倍经济学也好，28.1万亿日元刺激计划也好，都很难达到目的，日本的经济也很难走出困局。
2016年韩国连续发生了造船业危机、三星事件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风浪不止。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更是让韩国的政坛“一石激起千层浪”，带来了“地震式”动荡，使经济问题变得愈发复杂。
“一臂之距”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可以理解为，政府对文化实体实行有限指导和管理，较为具体的管理事务由包括非政府组织等形态在内的中介性文化机构来承担，使政府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一臂之距”公共文化管理模式下的管理主体分为三个层级，实质在于分权管理。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管用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否则一切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各国具体实际，回答各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回答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上的疑惑，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人的实践本质以及人的超越本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并实现其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通过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真正精神和内涵，坚持与时俱进，立足现实生活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生长切入点，同时采用大众化方式传达给民众。当得到民众的肯定时，才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解释力提升的真正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让社会大众在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础上，灵活运用好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提高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水平。当前，充分运用好新媒体这一推广平台，能够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局面。
自媒体是信息时代下最为流行的信息交互平台，也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载体。但是，其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其独特优势，又带来诸多挑战。对此，积极应对自媒体时代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临的新挑战，是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社会各要素进行系统阐释，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内容和方法论指导。基于此，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应注重层次性与系统性，构建社会要素和社会主体治理网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网络环境下的“网格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依托社会型服务网络（SNS）构建高校实名制网络社区，网络社区中大学生主动创建“网格”和主动加入他人创建的“网格”。通过“网格”可以实现网络平等对话、互动交流和自我学习等，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工作有的放矢，且行之有效。
近年来，网络直播大行其道，引发了粉丝经济和网红经济，不仅创造了一系列观看“神话”，也得到互联网和资本市场的青睐。2015年国内网络直播平台接近200家，2016年与直播息息相关的“网红产业”产值预计接近580亿元，但与此同时引发不少负面效应以及监管部门的处罚。对于网络直播，主流媒体能否利用它？又该如何接入并打好融合创新一仗？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2015年网络直播开始真正进入公众视野，2016年被行业公认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网络直播规模的井喷式爆发不仅使其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媒介景观之一。网络直播表现出令人欣喜的前景，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的作用和意义将更为重要。 第一，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网络直播的发展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需要。其交互性和及时性特征使普通受众拥有了更多...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必须树立文化自信。这既需要在现代创造出大量文化精品，也需要恢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新儒学既持守着传统儒学“行仁守礼、持中尚和”的核心意涵，又融入了“自由民主、重技尚功”的现代元素。因此，借力新儒学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可行路径。
在老子的思想中，对于管理有着较为全面的阐述。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也不是在讲具体的管理理论、技巧，而是可以归于形而上的管理哲学层面，所以适用性很广。尤其在《道德经》中，蕴含着大量管理方面的哲理，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南宋文人把儒家的“中和”思想发展延伸，达到一种“谐世”的境界。这具体体现在南宋文人对待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身之谐”，以及对日常生活自我享受的“物之谐”。这种“谐世”境界对当代和谐社会中和谐人格的构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层官吏是执行朝廷命令、管理和教化百姓的主要力量。基层吏治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安定，也是影响地方政治秩序的关键所在。《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二年律令》所规定的条例，既对官吏的基本权益给予了充分保障，同时又建立了比较严苛的行政问责机制，展现了汉初法律对于基层官员“权”与“责”高度统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