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腐败”大祸害 要根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相比“老虎”而言，“苍蝇”虽小，但直接损害群众利益，直接损害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群众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基层“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只有向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相比“老虎”而言，“苍蝇”虽小，但直接损害群众利益，直接损害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群众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基层“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只有向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目前,我国基层腐败呈现出易发多发、量大面广、形式多样、监管薄弱等特点。强化基层腐败治理，既是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治理基层腐败，应进一步明确问题导向，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积极完善基层治理结构，推进基层治理模式转型。
公车私用、滥发福利、报销侵占等问题，相较于治理一方而言，都是职权之内的“小事”，也是绊倒很多干部的普遍之事。“小事弄权”之所以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与环境因素潜移默化、认知因素偏离正轨、制度因素相对乏力等紧密相关。管小、管细，抓小、抓细，不是对干部的极端苛刻，而是“严中有爱”的规制。
基层腐败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客观存在着“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纵蝇成虎、小官大贪”“恶化政治生态”“影响反腐败成效与进程”“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等严重危害。因此，必须始终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信心、更足的耐心，旗帜鲜明地根治基层腐败，为打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奠定坚实基础。
在基层反腐败斗争中，全国人大立法机关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反腐败活动的积极性。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扩大信息公开范围。
基层官员工作在公共权力运行的第一线，与民众互动最频繁，他们的贪腐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社会影响极坏。因此，反腐必须要做到全覆盖，关注基层“小官贪腐”问题。
基层腐败的存在直接损害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与公信力，也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要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铲除基层腐败的土壤，努力营造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当前，在重视高层反腐的同时，也要加强基层反腐，强化对一线执法者的监督，建立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和检举制度，听取公众意见，使基层腐败无处藏身。同时要进一步健全权力监督机制、普遍建立重大决策刚性机制、完善权力运行公开机制等，早日实现“不能腐”的目标。
“三同”是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重要论述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党性修养、树立群众意识的生动实践，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蹲点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的继承发扬，可以有效解决干群矛盾，提高干部化解风险的领导能力。
腐败对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有着巨大的侵蚀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有着严重的危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什么能够痛下决心，对腐败零容忍、不手软？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内在定力是什么？这种定力，最核心的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担当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如何从源头上抑制腐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应对当前形势变化和深刻总结多年的管党治党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治党方略。党内法规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存在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从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提升其执行力和构建其制度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以党内法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推进政治生态不断净化，必须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入手，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内政治生活的相关原则，其中重点是对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进行积极引导和严格要求。
新时期，我国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而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则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也关系着党的执政能力以及人心向背。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要提高行政主体的综合素质，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体系，丰富政府监督手段。
“为官不为”正在成为当前政府密切关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不论是经济企稳、市场秩序加固，还是培育更多积极的社会力量，为社会民生提供保障，都需要各级官员积极思考和展开行动。
容错纠错机制，主要是针对因主动作为、改革创新而出现失误的领导干部，目的在于鼓励实干、坚持创新。新时期的容错纠错机制对于加强党政机关执行力、提高改革创新者积极性、提升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贯彻落实容错纠错机制，能够有效遏制“庸政懒政”现象，是实现从严治党的有效制度保障。
要让网络反腐发挥监督利剑的作用，就必须提高网络反腐的公众参与度，增强网络反腐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同时，政府也应对公众参与网络反腐的行为给予积极回应，引导其不断向良性方向发展。
网络舆情具有强突发性、高偏差性、不可控性等特点，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网络反腐环境的鱼龙混杂。因此，只有对网络反腐舆情进行合理引导，搭建网络反腐平台，完善网络反腐监督机制，才能发挥网络舆情对反腐倡廉的积极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舆论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信息传播时效和覆盖面扩大，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对领导干部的网络舆论危机公关与处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存在与互联网时代脱节的状况，网络舆论危机公关与处置能力亟待提高。
网络舆情作为一把双刃剑，既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提升的机遇和动力，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唯有采取科学的策略、措施，对网络舆情进行科学监管、完善网络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对网民进行科学引导，才能发挥网络舆情的正面效应，利用网络舆情推动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同时，更需要指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从信仰、理论和作风层面承袭好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唯有如此，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时，才会更加踏实稳健，充满力量。
传统官德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德配天、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清廉勤勉、修身正己的思想。虽然传统官德思想在当下看来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一些精华内容对今天提升党员干部道德水平仍有现实价值和积极作用。
在新一轮反腐工作中，党内巡视监督成为反腐的重要手段。为了践行党内巡视监督制度，进一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我们党不断创新巡视监督举措，以确保实现监督的全面性、规范性和实效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更好推进协商民主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缘起“利益汇合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时代的诉求和人类发展的必然。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我国内政外交工作的有效实施，促进和推动地区、国家间的共同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美好目标。整体上看，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统筹发挥个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两大构建和发展力量，为逐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 “真正共同体”奠定基础。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路径，要坚持群众路线，突出社会公平感；要坚持群众路线，扩大群众参与；要坚持群众路线，培育和规范群众组织，承接社会职能，从而与政府管理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当前，基层政府作为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活动中有着自身特定的责任，却面临政策支持不足、经费支持不够、相关福利待遇和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明晰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责任定位，并围绕其责任定位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策和经费支持，落实相关配套措施。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新途径。这种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能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实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最优化，推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处罚是进行社会治安管理的必要手段，地方政府行政处罚效能与政府公信力密切相关。行政处罚效能较高时，政府公信力会相应提升。而行政处罚中标准混乱、模式落后且行政执法人员非法行使行罚权力，则会直接导致行政处罚效能低下，更会破坏地方政府的公众形象和公信力，为社会法治建设带来治安隐患。
城镇化的推进，消解了传统乡村社会二元体制的藩篱。在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农民群体归属感的缺失、传统理念的消融等因素，出现了现代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碰撞与抉择。如何让进入城市的农民找到心灵寄托、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城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我国农地分散式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但由于未能充分考虑统分结合而缺乏科学的战略、合理的制度、必要的保障。要有效推进农地分散式治理向统筹治理转型，就应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共抓，强化农地治理的制度建设，明晰各农地治理主体的行为界线，建立和完善农地治理的监督管理机制。
随着社会信息化与多样化发展，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然而，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进一步培育网络化治理主体，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形成层级化治理格局。
邻里之间由于日常接触的便利性，使得各族居民之间形成关系联结成为可能。这也为社区建设以构建和谐邻里关系为抓手，协调各民族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结，创建各族居民之间的利益联结，进而为实现社区各族居民精神领域的交融提供了一种途径。
税收政策作为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环节，对产业扶贫和贫困户创业脱贫都能够提供政策优惠，特别是对于各地区扶贫产业转型升级、吸引社会资本和外来投资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要在精准扶贫视野下，进一步推动税收政策创新。
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扶贫措施也应该是多维的。精准扶贫，应建构在能保障持久脱贫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精准扶贫要发挥能人的示范效应，培育一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
文化精准扶贫是社会精细化治理工作的延伸和拓展，是我国独有的扶贫状况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后产生的一项重要成果。扶贫开发离不开文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文化产业入手，依托重大项目的引领，尊重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实现文化精准扶贫工作。
教育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精准扶贫中具有其他扶贫方式不具有的优势。我国应当把教育精准扶贫当作地方扶贫工作的重点，拓宽教育精准扶贫资金来源渠道，提高贫困地区教师福利待遇，创新完善各项教育精准扶贫法规政策，提升教育精准扶贫实效。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与担当。就业优先战略体现了政府的责任，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贯彻就业优先战略要以稳定经济为方法，以“双创”策略为推动，以市场调节为助力，以社会公平为保障。
社会组织异军突起为缓解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新途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直接招募员工，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新的平台。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利用其灵活的组织形式、较强的应变能力，掌握更多的就业信息，为大学生职业选择提供优质的服务。
激励大众创业，政府必须为创业者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必须提高有关大众创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级别，破除大众创业优惠政策的区域性限制，优化税收制度体系，制定针对创业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人才进行创业。
推动大学生创业，要构建与大学生创业相配套的微观机制，提高大学生创业中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完善大学生创业类课程的设置，重点增加大学生创业实践机会；要给予大学生创业以更加广泛的政策激励和支持，强化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工商管理、法律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要塑造良好的创业文化，为大学生创业活动提供更加宽松和良好的氛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要求在全国发展和壮大一批各具特色的众创空间。众创空间的建设，对促进成果转化、孵化企业和带动就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未来应当从政府、众创空间、创客、企业、高校五个层面，发展“五维一体”的众创空间。
解决农民工就业保障问题，对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后，受城市发展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其市民化要求也变得强烈。因此，为农民工提供完善就业保障，成为城市化稳步推进的关键一步。
法律援助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公益行为，一直以来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帮助，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对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人权保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过程中，工匠精神也有了更多内涵，包括敬业、诚信等，但是目前我国的工匠精神和工匠文化缺失严重，工匠制度不够健全。为了加强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激励作用，在实践中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促进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提升。
从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政府协调来看，政府协调依然停留在非制度化阶段。虽然已经成立了一些具有协调性的组织，但是组织的性质只是停留在互相交流以及区域政府之间礼仪性往来上，缺少权威性的制度与法律约束。这也使得当京津冀地区产生一定的利益分歧时，就会致使京津冀区域之间产生一定的裂痕。因此，需要在经京津冀地区建立一个以制度为框架，以法律作为协调手段的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合作协调机构。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一轮东北振兴遭遇困境。如要破困前行，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全国两会的最新指示，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进行创新思考。实现新一轮东北振兴，应破旧体制、优化结构、创新国企，留住人才、改善环境、扩大开放。
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深入推进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坚强保障。深化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制度改革，应做好“六注重”，即注重产能转换重构机制改革、注重投融资机制改革、注重产业园区运作机制改革、注重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注重近邻区域资源开发机制改革和注重区域协作机制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正步入中高速且缓慢下滑的时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西部地区可以从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入手，重点改善要素供给，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保体制等，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合理的区域产业转移，是推动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内在需求。当前，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不断表现出新的时代发展趋势。有序引导区域产业转移，就应把握好区域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主动发挥市场作用，并做好地方政府的引导与服务工作，共同推进区域产业实现有利、有序转移。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有多种方式，可以培育接续产业，使支柱产业摆脱自然资源约束；也可以通过延伸原自然资源产业链条，开展资源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节约资源使用等办法，延缓城市衰退；还可以兼顾上述两种方法，采用多元化的发展策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
我国大城市边缘区乡村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乡村生态环境严峻等问题突出。对此，应树立以绿色基础设施体系为支撑的大城市边缘区乡村产业经济永续发展的理念。为实现永续发展目标，应完善“全景产业链”，强化乡村绿色基础设施载体与支撑功能，加强乡村产业规划的政策引导作用，建立乡村产业经济的扶持与保障机制。
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对于解决我国经济新常态诸多问题及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具有积极意义。构建农村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应引导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新兴产业、构建农村经济市场化制度体系。
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精英阶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作为主要价值创造者的中低阶层收入正在逐渐下降。因此，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支持“逆全球化”。
加快推进供给侧与需求侧并进，促进供给需求实现动态平衡，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件。应切实发挥需求侧“稳定器”功能，全面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乘除”，积极营造内贸流通新环境，并深化推进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
旅游产业与宏观经济环境具有很强的关联度，金融支持对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助推作用。由于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我国旅游产业发展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和分析我国旅游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和背后的原因，通过政府积极发挥作用、规范旅游产业金融环境、推进深层次的金融创新等方式，助推旅游产业更好发展。
我国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培育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用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的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消费行为，使得人们形成平和的心态，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为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
随着网络社群的迅速发展，社群发起式网络团购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商家的重视。社群发起式网络团购的重点在于“团”，而不在于“购”。网络运营商应确保社群成员得到真实的产品信息，使消费者对社群形成较高的信任度，以利于社群的发展与团购交易数量的提升。
随着互联网因素在金融领域的渗透，以余额宝、阿里小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成为了一股新兴的势力，并对我国传统的商业银行产生了一定的挑战与影响。鉴于互联网企业和商业银行各有比较优势，两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未来的银行业生态将由两者共同推进；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而言，其应当加速推进业务转型。
互联网金融行业由于交易的成本较低等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也为更多的人带来了融资的便利和收益的最大化。我国有关部门和民众应当仔细权衡其中的利弊，使互联网金融朝着更好服务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方向发展，并有效地规避风险。
我国资本市场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发行核准制、过度的投机性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健全，扭曲了资金的配置效率，限制了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监管部门应审慎地推进注册制改革，培育价值投资理念，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民营中小企业在发展时面临资金需求问题，信用担保制度为融资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但是民营中小企业信用能力与担保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解决包括民营中小企业信用能力和担保问题，不仅需要各种政策、法律制度的支持，还需要中小企业提高自身担保信用能力。
通过企业所公示的信息，交易当事人可以消减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风险，维护市场安全。然而，现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在立法与执法的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立法规定对于一般企业的公示标准尚嫌笼统。因此，公示标准宜按照企业规模划分为四档，以加强旨在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彰显企业资产信用的制度建设。
作为一种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模式，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治理问题也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焦点。良好的社会企业治理机制应该运用透明的和负责任的方式，治理过程应当是连续的、平滑的、可重复的。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得以稳定持续发展的根基和源泉，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品牌的建设、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展示企业形象等，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重点是要做到五个结合，处理好五大关系，重视企业发展历史、企业制度建设和职工关系维护等方面的内容。
儒家伦理建立在诗歌抒发的本源情感之上的主体性话语建构，可概括为“诗性伦理”。在商业社会的特定生活样式下，从与此生活样式相关的情感中，可以诗性地给出商业伦理的建构，这是儒家商业伦理的一种可能的诠释。
独特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脊梁和核心竞争力，员工是企业的精神源泉与力量源泉。企业建设要以人为本，让员工在幸福感的感召下与企业共同发展。对员工行为养成的分析，应该放在企业职工行为偏差和成因的视域下，探求员工正确行为的养成方式，这对于提高员工的认同感和增强企业的整体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绿色民生”是民生保障、改善、进步的基本条件，要实现社会广泛层面的“绿色民生”建设，仅依赖思想教育、道德传播或理念灌输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强制性的法治化体系。
绿色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一消费理念与模式的落实，需要政策的推动，更离不开法律这一强有力的保障。因此，要实施政策与立法并行的举措：构建绿色消费的法律体系；完善绿色认证制度；转化法治思维与执行方式；开展立法工作，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
旅游业现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在实际旅游消费中，屡次出现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从民法视角探索旅游消费者的权益保障，要规范旅游合同，完善《旅游纠纷案件适用规定》，确定经营者违约责任精神损害赔偿，从而提升消费者权益保障水平。
终身追责制度具有源远的法理依据，而这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土壤污染领域中的构建也具有较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律意义上的终身责任，并非单纯的指党内或者行政领域内的追责，而应当包括终身民事责任、终身行政责任以及终身刑事责任，而终身责任制度的主体也不应当单纯的是领导干部或者党政机关，而应当包括对环境负有管理、保护义务的全部主体。
失地农民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者，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弱势群体。国家亟需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为失地农民更好的生活提供社会保障和法律保障。
法治城市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载体，既反映了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承接，也实现了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统一，还体现了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呼应。法治城市建设应遵循一定的法秩序规则，让权力制衡、权利保障和程序规范等各个构成要素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微博庭审直播为社会受众获取司法活动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司法公开的力度与幅度。与此同时，微博庭审直播是实现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并且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实现。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行政备案行为应具有可诉性。明确行政备案行为的可诉性才能使司法起到对行政的监督作用，这也是自贸区法治发展的需要。应将其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行政相对人提供行政救济渠道，从而更好地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的办案过错追究机制存在缺陷，表现在错案标准的行政定量化，一定程度上忽视司法运行规律。不论哪个部门负责羁押必要性审查，都不可回避“错案”追究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中“错案”的形成机理，建立健全审查主体的保护机制。
“两学一做”为基层党员教育活动指明了航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教育内容上充实了党员教育活动。以党规党章为依据构建基层党建的长效机制，摆脱了组织松散保障不力的泥潭，确保了党员活动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当前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基层干部是连接党和群众的重要一环，加强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建设对密切党群关系至关重要。
发展农村社区是创新我国农村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社区党组织是服务和引领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主体，不断加强党建工作的创新尤为关键。应充分认识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在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性，并针对当前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现实问题，加快人才培育，创新党组织设置及工作方法，深入挖掘社区党建资源，促进农村社区党建工作不断发展。
城乡结合部基层党建，要立足实际，突破格局，把握特点。明确基层党建的工作目标和艰巨的工作任务。在工作上不断创新，在思路上不断创新，在组织上不断创新，创建城乡结合部党建的新型格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的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微时代”的到来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且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突出的社会矛盾问题，处理好党群关系对于稳定社会局面至关重要。
新形势下党建工作与新媒体传播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共同发展，是解决当前新媒体传播背景下党建工作问题的关键路径。可以通过优化整合资源，吸取其中的积极力量，加强教育培训，促进新媒体传播与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互动。
新时期社会发展变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新的时代内涵，也对党群关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重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内涵，强调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根本要求，是当前解决党群矛盾、增进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阐释了人民群众的地位、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执政党如何密切群众的方法。新时期，中国梦的实现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要集中群众的经验与智慧。挖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涵价值、理论价值、现实价值和永恒价值，有助于开拓群众工作的新思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应然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理论形态的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过程既是从理性到感性的理论建构过程，也是从继承到创新的实践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然逻辑，更是深化改革开放实践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起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发展的典范，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要借鉴意义，重塑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进程。
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及其应对，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创新的姿态及时总结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不断创造出更多的理论成果，才能够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需要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发展。在推进惠民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作为推进惠民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其在价值和理念上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
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其对于劳动本质的阐述为当今时代劳动者的发展和主体性的体现提供了有益启发。为促进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应充分发挥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积极性。
马克思主义生命观的丰富意蕴和内在张力，使之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体现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引导青年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以及共产主义理想等方面。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还存在诸多问题，解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生态农业思想，不仅能够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能够为我国农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顺利实现“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五大发展理念的每一个方面，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底色，其针对中国具体问题，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在“中西马”会通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和中国社会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利用“中西马”会通的方式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艺术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中国形态为中国民众所认可、接受、遵循的过程。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大众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与艺术的中国化、艺术的民族化、艺术的产业化、艺术的素质化四个方面取得共识和进展。
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性中的重要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基础，以“以人为本”为价值核心，以人民幸福为价值动力和目的，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中贴近现实和社会实践，不断进行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为了有效应对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英、德两国都开始进行国家安全体制的改革，对现有国家安全机构设置也作出了调整。英国“扁平化”国家安全机构设置使其拥有强力的一线实务部门和反应迅速的运行机制，但出现了部门间协作能力差、信息壁垒等弊端；德国“官僚制”的集权式国家安全机构设置保证了整个系统明确的分工和高效的执行力，但也未能避免由于“官僚制”模式本身的结构性缺陷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随着全球化和全民休闲时代的到来，休闲农业已经成为以大农业资源为基础，在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的同时协同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产业系统。建设休闲农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成为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选择。
在信息化社会中，网络对于大学生全面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一些大学生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仍存在兴趣不高、动力不足等问题。在学校、社会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大学生的文化建设将得到改善，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将不断提高。
在社会转型期，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应强调对“议程设置”的引入，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引入的目的已不再仅仅是聚焦目光，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大学生对网络社会中思想、现象、问题等给予正确的看待，进而形成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和质量提升，需做到内容与时俱进、方法不断创新、载体不断拓展，这样才能为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本主义具有培养大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尊重宽容他人的性格以及良好道德情操等诸多功能。然而，在大学生中仍然存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低俗、不文明现象等问题。因此，加强各种学生团队活动的开展、重视非思想政治课程中的人本主义教育以及高校教师以身作则等措施，是保证人本主义功能实现的可行路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高校文化育人的宝贵资源。针对当前高校历史文化教育较为薄弱的现状，河北工业大学结合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活动案例，发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团体、网络作用，促进高校历史文化育人模式落地。
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大量简洁、富有创造性的鲜活内容。这些特点正好满足了青年群体的心理需求，使得网络受众向着年轻化方向扩展。但是由于一些青年缺乏正确使用互联网的意识，也使得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未来我们需要对互联网的使用善加引导，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要想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入到网络文化建设中，就必须发挥党政机关在网络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加强主流媒体的宣传与合作，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的实践作用，多途径建设网络文化传播体系，另外，完善法律、强化网络监管技术也是必要举措。
“互联网+”时代，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更为激烈和持久，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不仅需要全面评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环境，而且要注重传播样式的多样化、保证传播行为的个性化、传播活动的大众化以及传播语言的通俗化。
目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已达成较大的共识，但仍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反复宣讲、实践才能达到“习与性成”的效果，这就要求社会成员必须在长期的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文化多元化特征凸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支柱，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需要另辟蹊径，回归人的“心灵”本源，打造出具有“心”文化的传播“心”途径。
在媒体日益融合的背景之下，我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不仅面临着挑战，也迎来了机遇。当前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传播亟待调整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技巧。对此，我们要努力发挥积极影响，着力深化和完善主流理论，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协同发展。
英模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精神特质和共同的价值诉求，它们具有内在的高度契合性。英模精神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实践载体和丰富精神资源，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不断提高城镇化品质，能够建设和谐宜居的人居环境。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大力构建文化产业集群可彰显城镇化建设的品位，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为文化产业集群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
特色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将有力地促进特色文化的创新发展，特色文化的创新发展也将积极推动具有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加快形成。
在充分肯定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成就与积极态势的同时，必须正视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社会道德滑坡、广播电视节目的过度娱乐化倾向以及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网瘾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对此，必须立足文化的本质功能和应有定位，加强文化法制建设，着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问题解决。
海洋文化浓缩了国家文化的精华，代表国家文化的前进方向。目前，通过海洋传播的外来异质文化，也可能影响国家文化安全。国家应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繁荣海洋经济，转变海洋建设理念，进而夯实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石。
海洋型民俗文化具有海陆交融性、历史传承性、休闲娱乐性和功能多样性四个特征。在此基础上，应当采取开展民俗文化项目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完善民俗文化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民俗文化市场化工作、实施民俗文化品牌战略等对策，以更好保护、传承和发展海洋型民俗文化。
民间玩具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和各种民俗活动中孕育而生的，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是一定地域文化的产物，根植于民俗节令之中，带有生活习俗的烙印，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民俗底蕴。
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并且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形式都带着独特的时代印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注重人们道德培育与人格形成的精神，有助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进行创新性继承与发展。
在不断变革的中国社会中，“本真”与“达道”突破了传统的意义，以关注人本身为起点，以实现和谐社会为最终旨归。“本真”与“达道”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呈现出多样化的内涵，推陈出新，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多元途径，在历史的长河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儒家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儒家伦理思想在今天的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结合时代特征和实际情况，探索和挖掘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内涵。
新儒家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倡导良心、仁性的修养，不断提高生命境界，力求实现“理想人格”或“完满人格”。新儒家从其文化智慧中提炼出的“理想人格”概念，是一种对生命的深层次理解，旨在不断提高生命的意义，增进生命的价值，值得我们不断借鉴。
宋徽宗文化造诣极高，兴趣颇广，他在位期间，普及教育，振兴礼乐，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手中的权力推动书法、绘画、道教、医学等多个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政局的动荡和抗击侵略的无力，北宋的文化事业也遭受了沉重打击。
唐宋时期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监察，一方面皇帝会派遣御史或监考官对地方官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课和监督，将考核结果作为提拔重用官员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又允许官员之间相互控告检举，防止舞弊和贪污问题发生，其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皇帝的权威和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