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迫在眉睫，大势所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同样也关切着人类振兴，大力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努力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的同时，也呼...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迫在眉睫，大势所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同样也关切着人类振兴，大力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努力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的同时，也呼...
制度自信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自身制度的认可，是对制度绩效的一种积极评价，这种积极评价是建立在客观的制度绩效基础之上的。决策效率、执行效率和最终成效都是制度绩效的有机构成部分，决策效率的高低影响着制度绩效。在当前的语境下，“制度自信”中的“制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不仅包括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
只要牢牢守住中国制度的优势，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那么中国一定会不断发展进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如约而至。
中国的制度优势在静态上表现为合力，能最大限度集合全社会力量。中国的制度优势在动态上表现为接力，能前赴后继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要坚持合力和接力的优势，同时克服强制和僵化的劣势。我们要通过继续努力完善制度，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包容性的合力、发展性的接力。
中国决策机制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决策机制能够融合精英决策与民主决策的优点，从而保证决策的高效率与代表性。中国决策机制能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保证决策程序的科学性。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重新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富有自信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就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增强制度自信提出了新依据、新任务、新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阶段。进一步增强制度自信，就是要在思想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在行动上以巨大勇气“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深刻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实践上百折不饶地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制度自信的“底气”都源于一个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合理性”，而价值合理性是一个指涉“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题。因此，“制度自信”说到底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自信”。这就是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信念，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坚持和确信基础上的。
增强制度自信最大的挑战，就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为全球范围内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不懈努力。
西方决策机制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同意”。这样，利益集团的功夫就下在制造“多数人”上。谎言、假情报、造谣是每次国家大事决策的前奏，多数人不明真相、盲从流言，错误决策就在所难免。西方决策的弊端，凸显了西式民主的弊端。
西方决策机制过程中冗长、繁琐的辩论、投票、表决、复议，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各方利益集团之间博弈与制约的直接结果是政府决策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下，西方政治体制的衰落，从其决策效率每况愈下，决策中民主与公正的伪善性、反科学性方面可见一斑。
近年来，西方多党制国家内部日益频繁的党派斗争造成了决策效率低下等弊端，其后果不仅贻误国家发展时机，同时也损害了国民的福祉。冗长辩论、缺席点名、“牛步战术”和议会暴力四种多党制国家议会斗争的具体形式，充分反映出多党制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的内在机理。
作为目的的民主与作为手段的民主之间并不互为充要条件。作为手段的民主，如全民公投、竞争性选举以及政治协商等，其初衷的确在于为其他的所谓“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宽容、多元和法治等提供制度性的保障。然而，民主可能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主的手段并不必然实现民主的目的。
虽然联邦制国家的存在有其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但联邦制存在着两对无法克服的矛盾，即联邦中央与联邦成员、联邦成员与联邦成员之间的矛盾。联邦制面临着既要维护联邦统一性，又要尊重地方多样性的两难处境，特别是面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冲击，面临着难以摆脱的现实困境。
西方决策效率低下，大多数人更多是从制度上和政治经济上去寻找原因，而西方国家决策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传统。西方文化具有个人主义至上、对立思维、缺乏通融等重要特质，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文化因素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认识、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开始，初步确立了与发展新常态相关的经济政策体系，形成了以新常态为总逻辑、新发展理念为总引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总核心、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构成了“习近平经济学”的理论支柱。
报销腐败是一个老问题，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治理。报销腐败主要包括五种类型，其中公款旅游、公款吃喝最为常见。从其行为的性质来看，把报销腐败定性为腐败是准确的。报销腐败问题仍然突出的原因有多种，需要综合施策来治理，主要治理措施包括：要作到惩治全覆盖，要继续严格财务管理制度，要进一步扎紧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
媒体监督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社会力量，也越来越成为影响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重要因素。现如今，接受媒体监督已不是愿不愿而是怎样接受和如何作为的问题。因而，要学会适应它、享受它。
农村基层干部是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村基层干部作风的规范，不仅关系到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必须积极完善相关制度、深入学习与实践、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大监督力度，推进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
当前村官腐败的覆盖面较大，牵涉面较广，案件涉及的金额呈上升态势，这主要是由于责任落实不严、监管不力，以及内部监督体制不健全等。因此，必须建立地方监督机制，保障国家财政安全，促进国家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新时期要更好践行群众路线，就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深化群众工作中的民生服务工作，优化党员干部沟通机制，从而构建群众路线长效机制，以服务群众的实效取信于民。
公民参与廉政建设是民主法治建设、政府实现善治及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各级政府应该正确认知公民参与廉政建设的作用，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提升公民的参与能力，拓宽民众参与的渠道，建立并完善公民参与廉政建设的激励及保障机制建设。
人民论坛课题组围绕中国公众关于人才和人才工作的认知现状，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当前“中国公众的人才观念”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对人才战略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的认知，对人才特质、识别、培养等相关问题的看法与评价，对人才观的了解和评价以及影响公众人才观念的因素等。希望通过本次调查，摸清当前中国公众的人才观念状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当前人才工作的对策建议。
随着人口流动和老年赡养脱离的常态化，“老漂族”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老漂族”也面临诸多风险以及挑战。其中，漂族老人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突出一面是精神养老问题，无论是安养、乐活还是善终，理想养老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对精神养老的关注和考量。应着力在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指引下，构建“自我养老为主、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为辅”的多支柱养老模式。
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多数人在一定意义上生活在了被知识鸿沟、媒介鸿沟、信息鸿沟、组织鸿沟和情感鸿沟隔绝的“孤岛”上。为此，政府和全社会要一起行动，努力消除隔绝老年群体的鸿沟。
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实，对我国社会养老问题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信息化时代，面对社会养老模式发展滞后的现状，应结合系统自身功能开发、参与主体管理及老龄受众接受度这三个要素进行综合化考量，构建我国“互联网+社区养老”O2O新模式。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渐突出和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空巢老人所占比例正在不断增加。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探索适宜空巢老人的养老模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课题。将社会工作融入空巢老人养老模式中，将会为解决空巢老人养老问题提供有效途径，同时也将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的品质。
中国城镇化道路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导，展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具有四化同步、两手并用、以人为本以及集约发展等多项特点的一种新型城镇化道路。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要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战略方向，以促进农民市民化为战略重点，以体制创新为战略保障，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更为重大。立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需分析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的特征，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子。这就需要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发展新型城镇化模式，科学规划城市建设，健全相关工作推进机制，以保障城市和谐快速发展。
城市化、信息化的叠加，深刻改变了农民的观念。面对利弊兼有的双重影响，应建立城乡联动的培训平台，发挥外出人员的引导作用，帮扶农民进行就业、创业，从而以更新的观念推动农村的社会转型与经济的高效发展。
提高精准扶贫“绿色”含量，是推动县域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贫困地区群众精准脱贫的需要。绿色发展理念下，绿色脱贫理念、绿色发展体系建设为精准扶贫的推进带来了新契机。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是帮助贫困群众脱贫，更是为贫困县域探索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绿色减贫作为新形势下精准扶贫工作的新理念，是完善我国扶贫开发机制的方式方法。因此，必须创新绿色减贫的融资手段和渠道，将绿色减贫纳入政府扶贫考核机制。与此同时，还要提高大众绿色发展意识，加强区域联动协调，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仍然是吸引外资进入的大国，且外资进入的区域和行业结构在持续优化，2016年在华部分存量FDI撤资，只是跨国公司基于全球生产经营环境变化所进行的企业自身经营策略调整。在当今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需要动态调整引资策略，通过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全球治理，达成中国FDI双向互动的良性发展目标，利用FDI实现中国经济全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在全球外商投资显著下降的背景下，我国使用外资保持原有规模，且外商投资的结构出现优化趋势。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对外商投资活动应继续保持冷静的观察，及时采取合理引导性政策。即使出现一时的外商投资下降，亦不必过分担忧。
农村金融创新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为农业全面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撑，有效形成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与金融转型升级稳健经营的双赢局面，是确保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路径。
“互联网+”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互联网+银行”模式的雏形已经在互联网金融中得到体现。从根本上来说，“互联网+”对于传统商业银行的冲击并非是颠覆性的，因此传统商业银行可以采用“互联网+银行”的形式来探索新的业务形式和服务类型。
当前我国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还有不断升级的金融消费纠纷。为了金融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需要对纠纷进行有效解决。当前我国金融纠纷解决的方法各自存在优缺点，需对其优势、劣势加以分析，对其缺陷加以弥补，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
近年来，我国的钢铁、煤炭、冶金、建材、纺织品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导致全行业陷入经营困境。为治理产能过剩，我国实施去产能战略，着力压缩过剩行业的产能。只有主要通过市场手段，辅助运用行政手段，方能满足市场需求，减少通货膨胀的风险，顺利完成去产能的目标。
为有效应对“逆全球化”对我国内陆资源型城市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内陆资源型城市应坚持走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道路，破解“逆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难题。应立足于内陆资源型城市发展实际，通过科技创新、降低成本、坚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等措施，推进内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为现代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和遵照的思想原则。现代经济管理发展应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强大思想动能，积极探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之道，从而为现代经济发展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近几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的数量上飞跃发展，然而，知识产权运营却并没有随之取得预期中的进步，所以，促进创新更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推动知识产权充分、有效地运营，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切实落地的核心内容，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知识产权作为创新驱动的保障和支撑。
传统知识国际保护规则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两个国际公约为基础，并经历了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其公平与正义因素在逐渐加强。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利用惠益的原则与方针，都为解决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确立了指导原则。
民间调解解决城市化社区法律纠纷具有经济成本、人力成本较低，对社会关系的修复较好，对受到损害的各种利益的弥补较为全面的特征，因而是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居民解决彼此之间纠纷的重要方法。
国际交流的加强，带来了跨境贸易的增多，海外代购成为当下跨境小额贸易的一种新方式。然而，在个别海外代购走私案件的影响下，不难发现这种贸易新方式背后蕴含的法律问题。因此，要运用刑法手段规制海外代购行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来源于我们坚信它是科学的，能够成功地指导我们的实践；来源于我们坚信它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来源于我们坚信它具有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开放性。
我们提出“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概念（简称“唯物史观基因”），主要依据经典作家和相关学者有关唯物史观“萌芽”或“因素”的研究。虽然唯物史观基因与唯物史观科学体系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但中华传统文化中唯物史观基因的客观存在与不断生长，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论准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唯物史观”被率先接受的重要前提。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的主体性作用。以公仆思想作为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大众主体性的发挥，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证人民群众所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促进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的逐步改善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司法公正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长久稳定。马克思主义的司法公正思想站在维护社会公义的角度，通过对资本主义司法伪公正性的批判，为保障公民的基本社会权益作出了根本性指导。
共享发展主要内容是发展的过程依靠群众，发展的结果为了群众，在“人民共享发展结果”的基础上推动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共享发展就是对这一矛盾的有效调和，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异化了的、错误的财富观逐渐产生。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对指导当前我国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环境下继续推进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随着科学实践的迅速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做好创新工作。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问题，提炼实践经验，让中国元素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整合在一起，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只有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并坚持与时俱进，才能够真正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从自然先在性、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自然资源循环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基于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结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
价值导流需要宏观的价值战略设计，这种战略设计需要超越一时一地的价值格局，立足长远，设计顺应趋势的战略框架。在互联网语境下，面对多元价值的竞争，人们容易被那些表面上的热闹吸引过去。枯燥、僵化的说教方式，往往没有受众基础，这就需要说服者放低身段，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温煦、柔和地影响目标受众。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符合世情、国情与党情的现实需要，两者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不仅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还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通过共同理想不断汇聚正能量，用改革创新精神引领党的思想建设，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为促进新形势、新环境下的德育发展，以及解决社交网络化给德育发展带来的困境，要充分利用网络社交平台所带来的优势，积极引导，充分挖掘，强化管理和教育，尽快破除社交网络化给德育发展带来的困境。
网络德育是伴随时代发展衍生出的新型德育模式，我们在进行网络德育理论层面研究的同时，也应将其具体运用于家庭、学校、社会的实际生活空间，借鉴吸收外国网络德育理论新成果，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网络德育工作的新发展。
网络舆情在突破传统传播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道德、价值观的束缚，信息的责任感、真实性、信任感等都将面临较大的危机。另外，偏激信息与行为的不断增多，形成“网上议事、网下挑事”的态势，这对于舆情管理实效性提升以及社会稳定性维持都带来很大的挑战。
文化吸收与互鉴的前提是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基本精神及核心价值。文化安全是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基础，文化在交流中形成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不仅要靠我们推出自身固有文明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产品，而且还应该创新一系列传播中华文明价值和思想体系的大众文化产品。
在当今世界思潮多元发展的背景下，强调红色文化的政治伦理诉求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有利于提升政治主体的行政行为效能。为此，应该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巩固红色文化政治伦理诉求的理论基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思想塑造功能，深化红色文化政治伦理诉求的价值认同；要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拓宽红色文化政治伦理诉求的传播途径。
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速、群众消费层次提高的背景之下，城镇居民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产生了旺盛需求，为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当前，我国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需采取综合措施，加速推进。
电视娱乐节目不仅是大众生活的调剂品，还对大众文化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在担负正能量传播重任时，电视娱乐节目应保持内容真实性，保持客观公平的原则，注重后期把关。
公元605年，科举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科举制度使社会阶层得以重新“洗牌”，是帝制中国难得的一项促进社会合理流动的渠道，它使门第力量日渐式微，让真正的人才出人头地，比起世卿世禄或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科举不问家世阀阅、凭才取人的做法，具有超越等级森严的中国帝制时期之现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