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参政党机关作风的好坏，决定了她是否以建设性来影响政党全局的工作，好的作风是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土壤。执政党在从严治党尤其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雷厉风行，为参政党作出了引领。加强参政党机关的作风建设，是民进适应时代要求发展的必然。
参政党机关作风的好坏，决定了她是否以建设性来影响政党全局的工作，好的作风是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土壤。执政党在从严治党尤其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雷厉风行，为参政党作出了引领。加强参政党机关的作风建设，是民进适应时代要求发展的必然。
诬告之风不除，危害极大。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告诫全党，要坚决防止“七个有之”，其中提到了“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诬告不得人心，特别是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在“打虎拍蝇”、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同时，更要遏制诬告之风，为那些敢抓敢管敢干的干部在遭受诬告时提供保护。同时，对于诬告他人、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的人，一定要勇于亮剑，反腐败容不得诬告陷害的沙子，让诬告者无处遁形，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匿名诬告、制造谣言，形式上花样百出，动机千奇百怪，是一些不讲政治规矩、缺乏道德底线的人为了个人一己之利的非组织活动，是反腐高压下的“浑水摸鱼”，毒化了政治生态，误导了反腐方向，损害了党的权威和团结。
诬告损害了党员干部的个人威信，挫伤了干部进取作为的主动热情，侵蚀了党组织的个体活力和动力之源；干扰了正常的组织程序和组织生活，延误了干部选拔的组织进程和组织安排；影响了干部之间的诚信和谐，损害了党组织成员之间的团结合作，蚕食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刺激了领导干部之间的猜疑之风，加深了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和隔阂，最终会破坏党风政风和政治生态。
诬告不仅给党内监督带来不容忽视的负效应，而且不利于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不利于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更不利于良性的党内政治生态的涵养。因此，需要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彻底消除诬告生发的土壤。
诬告现象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必然产物，追逐私利是诬告行为产生的基本动因，惩戒成本较低在客观上助长了诬告行为。诬告行为所体现的是监督权异化和责任失衡的问题，我们要在制度上完善举报保密措施，消除诬告产生的土壤；同时建立科学有效的诬告追责和惩戒制度，让监督权利的行使回归正常的轨道。
铲除诬告滋生的土壤，要从培育党内价值观和打牢党内政治文化根基入手，让诬告的歪风邪气无所遁形，在党内和全社会形成不敢诬告、不能诬告、不想诬告的文化氛围和制度机制，从而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诬告行为对于正常的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要杜绝诬告可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对于诬告受害者要建立健全和完善优化澄清保护机制，支持和鼓励诬告受害者主动维权。其次，对诬告陷害者要依照党纪国法给予严惩，让其自食其果。最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增强遵纪守法的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诬告陷害行为的发生。
要按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受理、处理和保障信访举报，把反映党员干部问题线索及时挖掘出来，为监督执纪问责提供支持。同时，要严格按照党纪国法，依纪依法规范信访举报，严禁诬告陷害，完善澄清保护机制。
党员和公民监督权针对公权力机关，关联公共利益（包括个人请求国家赔偿），属于私人公权利，与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私人私权利相比较，通常具有更大的权能强度、社会影响和主动进击性。因而，行使监督权更需要负责、慎重、依法正当。
“诬告现象”损害了党外监督的有效性，因此，杜绝和清除“诬告现象”是党外监督对党内监督发挥“正效应”的关键。与此同时，还应当意识到合理运用权利的必要性，并建立防止权利滥用的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诬告就是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诬告在给被诬告者带来伤害的同时，还扰乱了司法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因而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诬告反坐”是中国古代惩处诬告行为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建立在重刑思想的基础上，带有非常明显的震慑目的。“诬告反坐”所指向的“报复主义”的法治伦理，在现代监察与反腐活动中值得警惕。
“文山会海”源于基层治理的“文件政治”与“会议行政”特性，它由中国基层政治动员型体制和行政压力型体制所决定。遏制“文山会海”，需要在党政职能及权责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监督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亦即从现行体制的政治约束和行政实施特性上进行改革，如此才能消除“文山会海”产生的根源及其衍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外在表现形式。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纪检监察部门对领导干部瞒报个人相关事项的查处日益严厉，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办法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范更多、更细，对瞒报“家事、家产”行为查处更严、更实，领导干部对此应予高度重视。落实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可惩治贪官、预防腐败，根除“能人腐败”“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等顽症，意义非凡，不可小视。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党性修养、道德情操、为政之要、为人准则等方面，为党员干部提出了基本遵循。不忘初心，成风化人，固化正能量意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党员干部要有阳光心态，更需培养阳光意识。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最终是由具体的人来完成的，而领导干部则是中枢与关键力量。领导干部必须切实提升战略思维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决策布署能力、法治反思能力、学习实践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
长征精神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留下的宝贵财富。红军战士在长征中所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以大局为先、不怕艰难困苦，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今天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过程中依然需要。它不仅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精神滋养，更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精神力量。
近年来，“互联网+”渗透到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促使党建工作进入新的机遇期。但是，在“互联网+党建”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存在信息化和服务化相分离的问题。因此，要扎实推进“互联网+党建”工作，突破固有执政方式局限，树立执政新理念，建立党建工作长效机制。
绿色生产方式是吃好“生态饭”的关键。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就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要吃好“生态饭”，就要打造绿色发展的源动力，要进行体制创新、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提升绿色价值、加快科技创新，以优化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壮大绿色健康体系。
生态发展理念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引领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方向和着力点，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推动作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调整或转变，更重要的是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塑或转变。因此，大力弘扬生态理念，将生态世界观、价值观植入人心，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消费是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基础而建立的一种生态化的消费方式，这一消费模式需要完善的法律予以保障，但从现行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来看，仍存在政府采购缺乏绿色化改造，缺乏完整的相关税收体系和产品环境标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应完善相应制度，如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生态消费税收制度和产品环境标志制度。
构建政府部门、民间资本、农民个人、集体组织四位一体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体系，是改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治理的根本。用以确立主体之间合作、竞争的新型治理结构关系，明晰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责和义务，从而实现农村区域范围内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持续、稳定、有效供给。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均为世界之最，亟待将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并进入政府工作的绩效考核指标。要将老年贫困降到最低限度，老人消费了经济才有活力，老人乐则社会安。
面对当前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从符合时代精神的人性化与科学化角度来对待老年个体，充分尊重其价值，调动老人积极参与城市社会生活的潜能，使其以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活力，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应尝试探索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适老化城市建设路径，在建立网络化城市适老公共服务设施，创新城市绿植景观设计方式，保护与修复城市生态本底等方面作出努力。
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已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加强政策援助是当前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难的主要途径，各地政府要做好政策衔接工作，切实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公平教育机会和均衡教育资源提供保障。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面对新旧价值观的交织与碰撞，必然会出现各类道德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社会公众价值观的引导，提高公众道德水平。要引导社会公众从公共道德、市场伦理和权利道德三个方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使社会公众形成良好道德习惯。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价值的多元会导致社会心态的多元化。在这些多元化的社会心态中，存在着五种不良社会心态，即群体性怨恨心态、浮躁功利心态、焦虑悲观心态、娱乐泛化心态和极端偏执心态。我们需要多措并举，减少社会不良心态的产生，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应切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只有艰苦扎实地推进各项扶贫工作，切实落实各项扶贫政策，才能夯实扶贫的根基，也才能防止“假脱贫”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发生。
实名制管理平台的上线，为解决建筑行业农民工欠薪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可能性。但也要看到，管理平台依赖的是大数据，受网络等基础设施条件的限制，一些偏远区域不成规模的建筑工人群体很可能使用不了这样的平台。如此一来，数据的不完善势必影响到平台实际运行的效果。因此，彻底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新的阶段，面对精准扶贫要求，扶贫对象精准化成为关键所在。针对我国在扶贫对象识别中存在的问题，应明确扶贫对象识别程序、完善扶贫对象识别制度、改革扶贫对象识别标准、加强扶贫对象识别监督。
金融扶贫是扶贫攻坚的关键所在，现阶段扶贫已经进入普惠金融阶段。面对农村金融扶贫发展在扶贫主体、扶贫路径、扶贫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引入“多元多层”主体格局，发展“互联网金融”路径格局，打造“信用+契约”制度格局。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精准扶贫目标具有高度契合性，应该从政策设计、社会组织的增量引导和存量开发、实施政府购买扶贫服务项目等方面，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
我国农村不只需要物质扶贫，更需要智力扶贫。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扭转贫困局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源广泛，在精准扶贫工作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积极为精准扶贫建言献策，为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真正发挥“外脑”和“参谋”的作用。
“互联网+”为教育精准扶贫提供了技术保障，拓宽了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容维度，激发了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针对教育精准扶贫中面临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应用型网络教育资源匮乏，贫困亚文化削弱脱贫内在动力，师资队伍建设受阻等诸多问题，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要从强化保障，精准提供教育内容，营造扶贫文化氛围，加强师资建设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教育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
在全国扶贫工作日渐深入的同时，贫困地区折射出的文化贫困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文化扶贫体制机制不完善、农村贫困主体地位缺失、贫困文化恶性循环，是农村扶贫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当前，我们应积极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扶贫计划，带动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
要通过宪法和法律构筑起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防火墙，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推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化、法治化作为保障意识形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制度支撑点，扎扎实实、稳步推进、力争实效。
中国应从双边、区域、多边角度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投资、民商事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商事仲裁、打击跨国犯罪和腐败行为等领域的司法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构筑牢固的法治保障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基层法治创新，构建和谐乡村是平安中国建设机制下的应有之义。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效能始终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传统基层法治建设问题较多。在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创新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趋势。
当前，非法融资行为的危害性已经超越了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所能规制的限度，有必要运用刑法进行规制。完善针对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体系，就要完善前置性金融法律规范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完善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以此来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面对互联网金融存在的立法、市场准入及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法律风险，需构建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规避机制。既要加强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建设，又要构筑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建立征信制度，创建互联网监管与行业自律准则，提高互联网金融业发展水平。
弱势群体自身法律观念淡薄，在劳动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会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因此，要从《劳动法》《民法》等方面对弱势群体施以援助，同时，从法律援助层面构建弱势群体法律保障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近年来，欧盟逐渐成为规模最大的移民输入地，移民问题频发，原有的共同移民政策难以推进。为破解移民难题，欧盟逐渐加大了对传统移民政策的调整，尝试在尊崇共同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多层互动开放模式和多元主体对话机制。
在现代化进程中，巴西由于农业基础薄弱、发展模式低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等原因，使前期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导致巴西经济增长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突破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系列根本性桎梏，选择适合自己的良性现代化发展道路。
廉政文化建设是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种新的载体和途径，是培养公众廉洁意识的重要手段。反腐不仅要惩治于后，更应预防于先。河南检察机关从文化宣传、营造氛围以及制度约束等方面着手，不仅达到“不敢腐”“不能腐”的效果，更激发官员干部“不想腐”“不愿腐”的自觉，引导党风廉政建设持续向好。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利用当地丰富的“孝廉文化”传统资源，结合当前预防腐败要“落地生根”的目标要求，在预防腐败、营造“廉政文化”氛围、筑牢官员廉洁从政的“道德心理”防线等方面，以“孝廉文化”教育为基本切入点，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只有根据廉政文化的内在特点，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挖掘新媒体的传播潜力，营造精品、形成品牌，才可能使廉政文化更为久远、光大，更加有效地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常态化、生活化。
通过建章立制，合理调整权力关系，规范权力的运用程序，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和公职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可见，加强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制度建设，是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和有力保证。
在当地“孝廉”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下，安阳市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服务和保障大局，对各项职务犯罪侦查预防工作常抓不懈。从其近几年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践来看，重点突出，发力精准，切实做到了精准预防、科学预防、重点预防、规范预防。
云南省保山市紧紧围绕实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决战全市脱贫攻坚、助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等工作大局，以构建“组织建设从严”的党建工作机制为主要抓手，着力严责任、补短板、抓规范、强保障、树品牌，全面巩固提升基层党建基础、党建质量、党建水平。
“十三五”以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以“撤县设市、率先小康、挺进百强、幸福怀仁”为奋斗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六大产业”，实施招商带动、项目支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生态保障、民生优先“六大战略”，倾力打造“五宜四养”的幸福怀仁，全县上下勠力同心，使县域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稳中向好。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秉持的人才标准；德才双修，贵在品德，应该成为我们每个青年努力成才的方向。青年大学生应该充分认识到成长成才路上立德的重要性，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培养优良品德。
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由主义。通过分析自由主义内部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及改革开放的历程，来思考自由主义的弊病，挖掘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积极因素，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认同。
伴随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不良网络舆论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不利于人们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为此，必须创新网络舆论场中的思政工作机制，全面做好思政工作，抢占网络舆论引导新高地。
面对高校网络舆论主题社会化带来的挑战，要通过校园主流新媒体的权威信息发布、精心设置议程等路径来主导校园新媒体舆论导向，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创新舆论引导渠道，有效提升高校新媒体舆论引导力。
宣介“一带一路”是我国各级媒体的一项重大责任和长期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聚焦实践的推进，也要注重理论的概括；既要秉持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又要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同时，还要全面系统、积极深入地报道和反映“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项进展与成效，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明确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预期目标，是进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活动的思想前提。把国际社会看作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对象，大致有三个层次的预期目标：一是国际社会承认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客观性；二是国际社会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三是国际社会吸纳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人类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象化，就是要通过生动和鲜活的具体形象来表现、展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具体、深刻和全面地把握、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借助现实人、事、物，以及一切艺术手段，通过一切可行的形象化路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展开。
网络流行语是语言在互联网环境中的一种变体，也是一种新兴的另类话语表达。作为网民使用的一种时尚语言符号，网络流行语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话语表达。通过揭示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方式、传播动因、传播要素、传播环节，探究其传播规律，对其进行引导，有利于促进语言系统健康、合理发展。
新时期，需要明确传统民族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公益事业，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我国成为真正的文化强国。
儒家文化中的许多文化精髓是拯救人类灵魂沦落的一剂良药，必须正确地理解传统儒家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价值，更好地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探寻传统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引领力量，以此推动儒家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肩负起更大的文化构建使命。
墨子思想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在肯定道德的同时，又把对人性的要求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墨子的“兼爱”“交相利”“尚贤”“贵义”等思想，为当今为官理政者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向，树立了合理的价值目标，有助于进一步凝聚人心，促进和谐执政。
中国山水景观千姿百态，各地山水文化的价值也各有侧重，这些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传播。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山水文化的价值，就要在更新传播理念、打造传播品牌、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主体、丰富传播方式等方面下功夫。
巡狩贯穿于夏商周早期国家的始终，是中原早期王权形成的重要媒介。在先秦独特的社会环境下，巡狩在维系王权、推行教化、促进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商周之际，巡狩制度发展得更加完备，逐渐褪去其武力的一面而日益表现出社会管理的“重民”特征。
辽金元夏时期的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同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自身特有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尤其在书面文化、建筑文化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特点，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