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新图景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事业的内在关联，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渐发展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一幅青...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事业的内在关联，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渐发展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一幅青...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站在人类发展命运的立场上作出的战略判断和总体部署，体现了炽热的民生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展现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近日，人民论坛编辑部采访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讨论，现将部分专家精彩观点摘录如下。
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思考和实践部署。他在推进地方建设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提出的许多睿智思想和有益见解，构成了其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中，已初步形成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新理念、优化自然条件新思路、绿色发展新方略、国土空间新布局、国内生态治理新设计、全球生态治理新方案，构成了其“四梁八柱”。只有坚持对该思想的自信和自觉，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为中华民族赢得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天人和谐型生态文明观”的核心理念，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中主客对立、征服自然的世界观，形成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同发展的新理念、新世界观、新价值观。这一思想精髓最典型、最生动、最集中的表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要新论断、新思想与新方略，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本身的切实进展，而且关系到更宽泛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得失成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循环体系”，这符合我国新时代的发展诉求，能有效推动我国能源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我国能源行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建立“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变革，是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九大上，“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建设目标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度被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
习近平同志所作的十九大报告，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而且为实现这一蓝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作为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在党的十八大第一次被写进了政治报告。经过五年气势磅礴的伟大实践之后，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思考和实践举措上均有了...
党务公开是我党重视民主、从严治党的体现。党务公开法规化建设要与时俱进，坚持依法依规，坚持科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好党内法规制度间的关系，完善党务公开法规化配套制度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党务建设健康发展。
“四个自信”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面对当前新的发展机遇，要坚守“四个自信”，为早日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要在明确“四个自信”与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四个自信”的丰富内涵及关系，探索“四个自信”对中国梦的重要意义。
理论创新是理论自信的最终体现。在新形势下，我党推进理论创新是回应多元社会思潮挑战的需要，也是应对社会主义事业艰巨性的需求。因此，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必须保持创新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处理好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关系，掌握理论创新的整体性，把握理论创新的关键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全党、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精神支撑。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科学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发挥彼此之间的相互推进效应。
习近平网络强国建设重要思想对国家的网络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体现时代性，凸显战略性，突出人民性，彰显体系性。揆诸现实，运用网络强国建设重要思想在实践中推进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需要在强化网络安全、创新网络治理、培育高端人才、发展网络经济、拓宽国际网络合作等方面进行创新。
引导社会舆论是各种媒体的共同责任。无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传输信息、传播价值理念，进而引导社会舆论，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及实现媒体本身价值的共同要求。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两者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
人的行为会受情绪的影响，而社会情绪也会深刻影响社会的运行状态。利用媒体对社会大众的情绪进行理性化引导，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媒体的影响力，从而获得双赢效果。
在新媒体成为当前社会主流的信息媒介、民众意识受到多元意识形态冲击的背景之下，对民众情绪进行良性引导刻不容缓。通过科学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信息的规范化、多样化传播，正确引导民众的情绪，不仅有利于社会风气积极向好发展，也能提高媒体的社会声誉、影响力，从而取得双赢效果。
新媒体在村庄场域的兴起拓宽了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有助于培育农民的理性参与意识和行为，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农民在利用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从新媒体、农民、政府等层面采取措施，实现新媒体与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契合。
随着网络媒体舆论对社会大众舆论影响逐渐提升，科学探讨网络媒体舆论形成机制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网络媒体舆论对社会的影响。当前，网络媒体舆论导向容易产生偏离，对社会主流思想产生不利，因而有必要对网络媒体舆论加以引导规范，使其成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要力量。
网络舆情通常遵循发生期、发展期、高潮期、消散期的阶段理论，笔者通过对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旨在探析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的网络舆情生成机制，完善舆情风险管理方法，防止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
近几年大力推广的居家养老，在各地实施的效果并不太理想，人们在居家养老及居家养老服务的理念和认识方面仍存在一些误区。要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的精准发展，应加强宣传，提高社区居家养老的认知度。与此同时，要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定位，把握居家养老服务业的事业和产业双重属性，真正实现老年群体老有所养。
针对农村留守老人权益保障不力的现状，应当完善留守老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应当加强留守老人权益的司法保障力度，畅通留守老人权益损害的救济渠道；应当健全留守老人权益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保障留守老人权益。
社会救助对象范围、数量的增加以及物质、精神生活的缺乏，给我国社会救助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并对社会救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确立积极的救助理念、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设立多元化的救助方式、健全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强化农村基层社会救助力量，从而构建全面的社会救助格局。
弱势群体消极社会心理的产生，从长远考虑不利于社会发展。因此，需要从弱势群体利益公平保障机制、消极心理逆向引导机制及消极心理社会干预机制等方面建立引导措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深化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提高公共管理水平迫在眉睫，这既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也是推动公共管理根本转型的具体实践。因此，在新一轮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中，应以提升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质量为落脚点，推动监管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加强政府对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监管，构建合理的市场竞争体系。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管理模式演变的方向，是政府的合理选择。各级政府要建立“公众参与型”的政策制定程序，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估评价机制，优化并公开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流程，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简政放权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良机。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观念转变困难、既得利益阻碍、制度生态制约、自身能力不强等问题。要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就要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由管制向服务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并构建“政府—社会—公民”联动的监管体系。
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从培育政府与社会组织“伙伴关系”、完善评估体系、在公民社会中自我完善、以公益创投补短板、实现精准化培育等方面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为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也是职业道德要求，更是人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敬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诠释。实干、创新、奉献是当代敬业精神的体现，我们应大力弘扬敬业精神，更好地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的深度融合。
在中国情境下提高员工敬业度，需要把握中国情境文化的特征，了解中国企业员工的行为特征， 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特征，有效提升企业员工的敬业度，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管理效能。
微公益蕴含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关注当代青年现实需求，适合当代青年参与，有助于培育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增添微公益中的正能量，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加强微公益的监督和管理，杜绝不良微公益传播；促进微公益发展，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社区居民差异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区中的培育和践行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新形势下，这些挑战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让具有不同差异的社会居民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并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主线，发展教育产业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要素结构调整转变等，促进该目标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方面，通过发展教育产业本身和教育服务贸易，可以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要素结构调整转变方面，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带动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市场需求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和实用技能型人才，加快各领域转型升级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我们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解决好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
发展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丰富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也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促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各地应该明确特色小镇自身的功能定位，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挖掘和彰显自身特色，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非农化、农村劳动力流失、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等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日益突出。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粮食安全具有独特的优势，也是国际通行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方法。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尚不完善，为完成新时期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任务，应制定和完善粮食安全立法，优化粮食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应该改变目前城市、城镇之间的层级体系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现代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走一条融合型的新道路。
“半城镇化”是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输送的不完整状态的呈现。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政策以及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活跃。外来务工人员在流入地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要倡导发展外来务工人员互助组织、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消除差别，使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
近年来，社会发展进步速度加快，各项政策更加科学，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新生代农民工更快融入城市。城市居民越来越深刻理解到农民工对城市建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一个个日益开放包容的城市。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受到多方面限制。要加强制度建设、营造社会氛围、提升自身素质，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更好融入城市。
养老保险制度是事关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提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能力，要从名义以及实质两个方面进行城乡统筹，真正实现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
要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应该立足于其根源，从城乡二元体制上下功夫，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通过城乡一体化来重新界定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要将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工业、市民和农民作为一个相互统一的整体来看待，而不是差别对待。
村规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的社会实践发挥指导性的作用。同时，作为民间法重要表现形式的村规民约也赋予了村民民主管理权利、民主决策权利及民主选举权利，加强了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在农村治理实践中，提升村规民约的执行效力及合法性成为现阶段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改变着乡村治理的基础条件，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构建多元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健全乡村政务信息公开机制，构建群众利益诉求回应机制以及多元并重的考评机制。
乡贤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当中一直影响深远，乡贤文化代表着浓浓乡情，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践行乡贤文化，可以有效地加强当代乡村建设，为促进乡村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新发展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要注重经济发展的因势利导，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以实现区域经济良好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对于促进国际贸易开放化、自由化、便利化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能够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创造更广阔的空间，有助于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大物流体系构建等重点领域的深层次合作，进而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西部地区自实施大开发战略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两者发展仍不平衡，制约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一带一路”倡议将打造“一体两翼”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关注东部开放的同时，将西部内陆地区直接纳入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提升西部地区开放水平。
“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复杂系统的工程，我们要打造“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协调治理机制，加强与发达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教育交流合作，增进人员便利往来，大力发展旅游业；建设数字“一带一路”，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深入研究相关国家法律，有效解决合作中的分歧，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沿线各国不遗余力积极配合，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为了使各个经济战略合作能够建立强大的信任基础、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金融机构需积极发挥导向作用，在搭建沿线国家金融网络、构建全方位金融体系、增强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做好各项金融保障工作。
理论与观念创新作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条件，不只决定了国际贸易创新方向，同时也影响着国际贸易创新发展。面对竞争激烈的互联网时代，需要从结构、手段、政策等领域进行创新，联系各国外贸，从根本上推动国际贸易发展。
近年来，以第三方支付及P2P网络贷款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受自身盈利模式和外部监管缺乏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容易引发非法融资问题。要规避非法融资，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自身应树立合规意识，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应拒绝高利诱惑，政府部门也应加强外部监管。
我国涉农金融租赁行业需求旺盛，但在信用风险、经营成本和潜在收益方面面临风险。应完善信用机制建设、加大政策补贴、解决资金缺口，促进涉农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和保障，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随着农村产业变化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原有农村金融供给已不适应时代需求，需要与时俱进，从服务项目和体系建设上进行改革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业生产效益双赢。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企业并购面临很多新形势和新要求。要充分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契机，通过企业并购重组，进行产能控制和市场开发，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快产业转型，提高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走出去”已经成为企业的常态。让企业“走出去”与国家发展相得益彰，必须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政策和价值引导。而“走出去”的企业也能在与国家战略的协同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坚实地走好国际化之路。
在近几年的改革实践中，煤炭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一定成果，但在改革中仍存在煤炭企业整体“大而不强”、改革尚未触及机制、体制创新核心等问题。因而，在今后的改革中应从注重供需两侧推进、积极开展多元化经营、深入整合各种生产要素等方面发力。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对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发展互补型、延伸型、替代型融合模式，提高制造业的制造水准及服务业的服务水平。
“三项制度”改革是关乎国有企业发展动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保证国有企业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举措。真正落实“三项制度”改革，就要坚定不移地解决企业冗员问题、严格考核结果运用、建立完全面向市场的人才招聘机制，还要切实解决企业承担非企业职能较多、社会保障不足等系统性问题。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逐渐向中高速转变，经济结构也向调整存量、优化增量转变。为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我国应以新常态为发展契机，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产业发展方式等，全面发力，共同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将推动传统产业不断改造升级。“互联网+”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企业生产、流通及消费环节的创新，推动社会深层次的变革。要优化“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构建“互联网+”创新创业培训体系，进一步推动我国创新创业的浪潮。
在网络消费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社会衍生现象。其中，以网红消费最为突出，体现了粉丝文化的大热。网络消费的变迁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审美转向。因此，从行为、对象、关系这三个层面，对网络消费的变迁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探究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伴随而来的是一些人对消费时尚的追求，在社会范围内呈现出多元的消费观，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实现科学消费，从而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重要支撑。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导致的。环境在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之后，人类也要满足环境的存在要求和存在价值。加强环境伦理建设，提高人类的环境伦理意识刻不容缓，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应该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到依法执政，依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确立，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意义深远。要真正发挥该项制度的功效，需要结合实践中出现的政府法律顾问的不同类型，明确各自属性定位，并实现政府法律顾问对依法行政的服务价值，保障人民权利的监督价值，维护社会公正的理念价值。
智能手机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使用网络的方式。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调动多方力量围绕守法关键环节打造智慧普法APP平台，既适应了技术发展的潮流，也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更有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
对于网络法院这样一个新兴的事物，有迫切的需要，但也有现实的问题和困难。因此，推动网络法院建设，更需要平常心对待之。在运行的过程中，要总结经验，确定建设方向，并形成布局合理、接口畅通的网络法院，从而确保网络法院真正实现从立案到执行的全过程覆盖和无缝衔接，使网络法院真正成为我国法院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微信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和互动性改变了当前网络舆情传播格局，也带来了舆情传播法律规范方面的挑战。要在把握舆情传播特点的基础上治理微信舆情传播，通过强化网络立法、严格网络执法、推进全民守法进行网络社会治安防控，使微信信息实现健康传播。
微信公共领域失范行为纷繁芜杂，既有虚假信息的传播，也有不当观点的表达，更有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微信公共领域的法治规范建设，在执法程序规范上已取得重大进步，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标准尺度的统一、执法内容的合理性，以及人民群众表达权利的保障。
当前，由于参与网络文化发展的主体在素质水平上的参差不齐以及网络传播的技术性，使得一些背离社会发展主流的负面元素扰乱了网络文化的法治化发展。针对网络文化发展中存在的法治化滞后问题，相关主体要立足于当前的现状，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网络文化的法治化发展，探索出一条效果明显的综合性网络文化法治化路径，推动我国向网络文化强国发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广博深邃，散发着智慧和人性的光辉，即便在当代社会也同样璀璨夺目，对于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深入挖掘传统法律文化资源中的财富，并以现代法治精神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重塑与现代法治相契合的现代法律文化。
农业发展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具有重大影响。当前，农业产业具有较高的风险性，造成农业保险产业发展缓慢。面对此种情况，我国农业保险立法需要创新求变，科学构建农业保险法内部与外部规范，以此保障农业保险产业健康发展。
十八大以来海外追逃防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总结经验，完善海外追逃防逃的相关法律制度，实现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和普法工作的制度化，有助于全面巩固成果，扎牢海外追逃防逃的制度篱笆。
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构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辩护机制中，辩护律师面临着执业风险、压力增加等诸多难题，这严重影响了律师功能的发挥。要从根本上化解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必须完善对刑辩律师权利的保障措施，赋予律师一定的职业权利。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宏伟工程，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因此，需要健全国内税法，促进国际税制合作；不断完善双、多边投资协定，提升资金融通法律服务；增强品牌建设，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强司法协助和配合，加快制定国际司法合作协议，从而促进沿线各国的交流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另一方面其在我国发展中的变异又隐藏着许多隐忧。运用法治为共享经济护航，既需要加强立法工作，更需要强化执法，还需要强化普法宣传，只有这样才能让共享经济模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助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大学生法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应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让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做一名知法、守法、懂法的先进青年，促使大学生在社会建设中实现人生价值。
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培育对于大学生成长、法治国家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一些大学生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不强、法律运用能力不足，鉴于此，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提高可从“知行合一”教育理念的树立、“三个并重”教育机制的构建和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培养三个方面着手。
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群众路线也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实际执政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人民群众所赋予的权力，致力于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以更高标准来时刻要求自己，构建更加完善的执政方式，用最好服务来回报人民群众的拥护。
新时期，党员党性修养面临着学习理论文件居多、实践途径不够、党员更新迭代等新情况。志愿服务以其服务社会的精髓契合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动党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为党员跳出单位、组织的小圈子，在更广泛的范围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有效途径。
近几年，城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表现为服务意识得到了提高、服务载体得到了丰富、服务能力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服务场所单一且使用率不高、服务格局有缺陷等。今后，加强城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需要创新服务载体、构建服务格局、健全长效机制。
基层党建是党建工作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战斗堡垒。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应加强对基层党员的培养，发挥基层党员的主体作用，推动基层党建网络建设，创新基层党建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党建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破解社会组织党建困境，应将党建工作与其业务活动结合起来，明确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完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资源保障体系，创新党建活动的方式及其载体，使党建工作成为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党建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微信平台作为依托于移动终端设备的即时通讯工具，具备传统党建模式所不具备的新特征。利用微信开展党建工作，具有自主性、实效性、共享性、操作简便性、互动性等优势。因此，我们需要发挥各级党组织微信“根据地”、党建教育基地等功能，规范微信平台管理，推进党建工作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党建问题与扶贫问题十分重视，并出台了多项举措，确保党建与扶贫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正是由于党建与精准扶贫工作在开展上具有相辅相成的基本关系，将党建与精准扶贫拧成“一股绳”才显得尤为重要。
“党建带工建”强调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工会组织建设，“带”是关键，“建”是根本，目的是以“带”促“建”，体现党建工作对工会工作的引领、带动。
在“互联网+”时代，运用“互联网+”推动高校党建工作，促进二者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高校党建路径，用“互联网+”助推党建工作模式创新，打造“互联网+”党建特色品牌，稳“故”纳“新”，创新高校党建工作，激发高校党建活力。
全面创新高校党建工作，对始终牢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完成高校党的各项任务，彰显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全面做好高校党建工作，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开辟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新局面。
国企的党建工作需要担当，而在国企内部管理职位的员工尤其需要树立担当意识。只有国企的领导干部主动去担当、主动去进行思想的引导，才能够在具体的实践当中产生明确的示范效应，才能够使国企党建工作更加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推动国企实现长远发展。
“互联网+”背景下，要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全面提升党员教育的信息化水平。建设党员教育网络阵地，不断丰富党员教育形式，提升党员教育质量与效率。加深党员对党员教育网络阵地的认知程度，进一步提升党员网络教育的影响力，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并提升党员政治能力得到了很大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加强党性修养，政治能力提升才能成为一种必然。党性修养的提升与政治能力提升二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提高政治能力也会对党员的党性修养加强产生积极影响。
在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日益复杂、各个领域改革不断深入、脱贫工作攻坚克难的今天，要确保党的意识形态始终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劲动力，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内核，就必须要从传播媒介上、利益诉求上、矛盾处理上、制度建设上坚持好群众路线。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就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深邃见解，形成了内涵丰富且相对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活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科学的制度规则体系，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强化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
以色列、荷兰、新加坡各自颇具特色的农业园区代表了世界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三种模式，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运作特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强化科技引领、注重区域特色、改进经营管理机制，日益成为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增强核心竞争力、发挥独特优势、提升主体能动性的重要经验。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发端于欧洲，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发展乡村旅游业不仅能够促进传统乡土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还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户收入。故此，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农村社会持续发展和农耕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农业农村发展困境的一个基本手段。
加拿大自2003年开始推广使用PPP模式，近年来取得稳步发展，即使面临金融危机，加拿大的PPP项目也在市场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加拿大PPP项目的成功，有三大经验可以借鉴：完善的项目治理层、高效的风险控制策略，以及多元的融资渠道。
个人主义是美国民众认可并遵从的重要行为价值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讲，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建构也是以个人主义为逻辑起点实现的。然而，个人主义观念本身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差异，厘清这些差异为我们了解美国提供了一种视角。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进入群众的“头脑”，还要深入群众的“内心”。要想实现这一总体目标，就需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力点，结合新媒体、大数据等传播技术，扩大受众范围，提高传播实效，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精准传播上下功夫。
全面做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工作，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便于广大群众理解及运用。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强调现实性与实践性，只有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才能为社会改革发展提供理论动力与实践指导。
马克思国际交往理论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结合马克思国际交往理论，探索“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策略，目的在于加快沿线各国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进程，同时以此为重要理论指导，建立起更为科学、合理的“一带一路”实施路径。
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所阐述的观点，对提升我国社会管理思想水平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作用。通过查阅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探索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管理思想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最终明确马克思意识形态在提升社会管理思想价值方面所产生的启示。
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结构，在提升教育质量的过程中，共同成长理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价值旨归提供了一种合理范式。意识形态性、超越性、渗透性是共同成长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特征，共同成长理念旨在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思想碰撞，以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至关重要。然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现实中存在意识形态属性弱化、教学效果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要通过突出政治性、生动性来提升教学实效，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微时代的到来对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思想政治工作要学会“见缝插针”，适应微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动摇。努力实现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新突破，用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民众。
为了唤起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必须将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立足于文化视域的话语体系构建，可以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诠释抽象的意识形态，大大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和吸引力，为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之目标与担当。实现文化自觉，需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为指导；培育文化自觉，需要坚持理论导向、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相统一，不断增强大众的文化自觉能力。
作为一种固有的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立国之本、民族复兴之基。文化自信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历史传统、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念。理解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建构民族复兴的未来进路。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要坚持文化的多维度交流、洞悉商机、把握发展政策，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经济价值是文化产业的本质体现，而精神价值是文化产业的内在灵魂。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将二者有效融合，既要发挥经济价值的独特作用，又要重点培育精神价值。
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质，一般由政府供给，然而这种模式存在供给能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我国应逐步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引入市场机制，依据公共文化服务性质和种类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构建公益导向与市场导向平衡兼容的供给模式。
传统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品牌化发展需认清新媒体变革的基本趋势，找准实践的着力点。应主动利用新媒体条件，形成产业化思维，做好新媒体与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加法”。针对不同文化种类提高新媒体技术应用的精准度，同时依靠新媒体品牌传播的广泛性提升传统文化产品的市场消费动力，从而使传统文化搭乘新媒体快车，实现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多重效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多年的沉淀，展示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直至今日仍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内核和底气来自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要不断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构筑对外文化交流平台，还要加强文化交流体系建设，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影响重大。弘扬传统文化，需灵活利用新媒体，将传统文化与新媒体进行有效对接，使广大受众群体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把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展现出来，将其转变为吸引人们关注的亮点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管理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这些价值既体现为理念层面的人才至上、和谐共生、以人为本；又表现为伦理层面的重义轻利、义利统一，诚信至上、言行一致，自强不息、敬业奋斗；同时，宽严并济、赏罚分明、知己知彼等理念还为具体的管理实践提供了必要指导，助其提升管理成效、达成管理目标。
中华民族文化家园建设离不开传统民族文化作为依托，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以优秀民族精神文化为基本内核，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内涵，拓展其外延，将民族精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逐渐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将文化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展示出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也彰显了借助软实力来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价值。传统体育文化涵盖了丰富的体育文化内容，对维系民族情感、提高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重要作用。
文化遗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离不开民众的力量。在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中，民众的积极性仍未被充分激发，由此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对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从提高民众积极性、搭建多样化平台、健全相关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引导其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汇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隐认同的困境，要通过激发主观内隐认同、打造内隐认同的社会舆论环境，加强公民道德素质建设、在实践中反复强化内隐认同，加强反思内省、深化内隐认同等方式促进核心价值观的内隐认同，让核心价值观发挥最大效能。
红色文化是伴随革命而产生、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优质资源，不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红色文化中汲取道德建设的正能量，有利于提升公民道德建设水平。利用红色文化开展公民道德建设，需创建红色文化资源库、建设红色文化网络平台，从而使红色文化更好地融入生活，并对大众的价值追求形成正面引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革命文化的滋养，也离不开对革命文化的传承。“微媒体”的出现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开辟了新的道路，有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传播，应以革命历史、革命人物、革命遗存、革命精神四大基本内容为重点，创新传播方式，满足当代人解决问题的需求，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价值。
中国历史上的治国经验，无论是“治世”的成功经验，还是“乱世”的惨痛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引为鉴戒。唐太宗等清醒有为的帝王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繁荣昌盛，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重视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