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合作初心 作出新贡献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推动了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新时代薪火相传、共创未来，民进要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和重要实践者。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推动了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新时代薪火相传、共创未来，民进要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和重要实践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互联网、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统筹协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信息化和网络安全重大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而且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网络强国思想。这一思想为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信息化革命是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重要变革，而互联网作为信息交流的重要载体，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新国情中的创造性运用，其中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也表现出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智慧。
网络强国表现为一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强大的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强大的网络经济实力以及网络治理能力。当前，我国的网络强国建设，既拥有市场规模优势，又面临着人才和基础设施短板、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的问题以及信息传输效率和网络安全的矛盾等挑战，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我国在网络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了跨越性发展，在网络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自主芯片研发等环节硕果累累，甚至在某些领域完成了对欧美等国的“弯道超车”。但我国在人才储备培养、核心技术开发、网络治理体系等层面还存在短板，亟需从人才、创新与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加快制定系列措施，从而推进中国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掌握核心技术，并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新的发展环境下，要站在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高度，运用习近平经济学战略思维，推动我国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
核心技术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有力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来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夯实网络大国转变为网络强国的坚实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模仿跟随的局面，在新一轮互联网科技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真正实现“弯道超车”。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网络安全的内涵和表述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演变，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面对网络信息技术的核心短板，我国应树立动态综合的防护理念，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大核心技术投入，构筑主动防御体系，有力维护我国网络信息安全。
当前，中国要实现核心技术的“弯道超车”，需要对标世界核心技术开启新一轮技术赶超战略，增加基础学科的研发投入；组建核心技术攻关团队，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树立核心技术自力更生观念；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核心技术扶持基金制度等。
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网络和信息威胁与风险日益突出，并与其他领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就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形成多主体参与、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
网络舆论工作与建设网络强国、维护网络安全密不可分，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力量矩阵，重视我国公众的网络舆论安全教育，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支撑作用，开展新时代互联网治理工作。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我国的网络治理综合格局逐渐形成。网络治理综合格局的构建既是新时代的要求，又是国家安全建设的需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在网络治理综合格局的阐释意义中，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与网民自律等“五大主体”构成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经济、法律以及技术等“三种手段”诠释着治理的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思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邀请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清晰战略构想，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网络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也为全球互联网治理，促进开放共享，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提供了更多的智慧和解决方案。
当前网络空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亟需加强全球互联网治理，进行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各国应尊重并维护网络主权，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应和平利用网络空间，加强网络治理的国际合作；应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的原则，共同推进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大力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逐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不仅会扩大“一带一路”的基本面，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会让“一带一路”更接地气、更通人心。
由马仲良研究员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颇具学术建树和理论创新价值。该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放在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的规模、途径、技术、方式等都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传播技巧、技术手段等与大国地位和国际水准、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相比，仍然相对滞后。对此，我们要努力深化对国际多边政治对外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积累经验，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对外传播体系，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就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掌握最广大的群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原本就应该是雄浑的、深刻的、壮美的、动人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权力监督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进行权力监督、谁来监督、监督什么、怎样监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思想，对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和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权，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奋斗目标，就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增强核心价值认同，使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
“四风”问题屡禁不止、风吹又生进一步表明了其所具有的顽固性；“四风”纠正实践中的新表现、新态势进一步凸显了其所具有的变异性；“四风”传播过程中的危害度与蔓延度进一步验证了其所具有的传染性。“四风”问题从深层次来看就是个别领导干部抛弃了党性，背离了人民。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纠正“四风”问题，多措并举带动党的作风建设整体推进。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最本质特性，是党员的灵魂所在。“党性体检”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创新做法。基于“党性体检”中“常见病”的主要表现，需要为其精准诊病，建立“党性体检”指标系统，并从党性能量化、常态化、生态化入手，针对“常见病”对症下药。
职业操守是公务员职业心理与职业规范在实践中的表现与映射，它直接关系到我国行政管理功能的发挥以及公务员职业的发展。当前我国一些公务员存在着背离职业精神、职业规范、行政程序、政治纪律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行政管理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人民公仆，公务员应守好职业操守这条生命线。
好家风是党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党风、社风建设的重要“窗口”，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抓好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应注重发挥党员干部亲属的促进作用，创新家风建设考核和保障机制，增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夯实廉洁从政之基。
思想政治建设在党和国家改革发展中具有“生命线”的时代意蕴，加强人才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紧迫性。针对目前思想政治建设在人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人才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亟待加强和完善。
人才是一切组织、政党和国家达成目标的重要基础。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在吸引和聚集优秀人才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但离汇聚天下英才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首先要理解人才对社会和组织的核心需要，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优化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工作环境，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重大成果之一，不断彰显其在密切联系群众、提升社区管理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优势。但随着新时代民众需求日趋多元化，社区网格化管理建设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需采取相应对策积极应对。
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转型与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不断推进，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的矛盾各异、问题多样。当前，应当通过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机制和管理与保护制度，平衡城镇化建设与保护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乡规民约是农村居民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但一些乡规民约内容与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加大乡规民约建设难度、实施效力低下削弱乡规民约效力等现实问题，阻碍了乡规民约对农村社会治理作用的发挥。为此，需要从建设内容、建设力度、保障机制着手，进一步促进乡规民约作用发挥。
在由“传统”向“现代”村规民约的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缺失，这必然会影响现代村规民约实效性的发挥。因此，需要加强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双向互动，积极构建农民的内在认同与政府的外在引导机制，形成“内生”与“外导”的有效结合，让现代村规民约成为乡村社会自治的有效手段。
养老保障体系的“三支柱”分别面向国家、企业和个人，其融资渠道分别为国家财政预算资金、企业缴税、个人存款储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三支柱”的责任和融资渠道开始出现了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应解决历史遗留的养老债务问题；通过立法将基本的养老费用改为保障税；通过立法强制要求企业建立年金制度；促进第三支柱的发展。
社会服务的完善离不开专业社会工作的推动作用。社会服务具有专业化发展的必要性。通过专业社会工作取向的社会服务可以从目标、过程、结果多个方面促进社会治理，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变迁。因此，应该以群体互助理念为基础，加强社会服务专业化、制度化建设，从而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家庭债务激增，引起了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化解当前我国家庭债务问题，需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良性增长，深化收入分配政策；需要加强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差别化调整杠杆；需要央行及时调整存贷基准利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坚持金融监管制度先行，严格整顿现金贷业务。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增速越快、发展阻力越大”的境况。如何适应国际竞争新格局，加快推进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发展，应综合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经济外交、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多元化战略等多种手段予以积极应对和化解。 【关键词】“一带一路” 国有企业 海外投...
地方政府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日益成为对外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但对外交往能力的不足已成为掣肘地方对外发展的突出性问题，地方政府有必要从创新政府思维、加强外事人员队伍建设、改革政府对外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升对外交往能力，使地方政府的对外活动成为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心城市是区域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心城市的吸纳、辐射、中介、信息及配置等杠杆作用，推动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缩小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提升了区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雄安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落脚点虽然是“小三角形”，但发力点却需要京津和河北其他区县多个源头。京津冀三地应把雄安新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制定新制度、新规划、新举措，服务服从于雄安新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取得既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又能补齐河北生态文明短板的双赢效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很多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滞后性明显，受到很多因素制约。新时期，资源型城市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强政府服务职能、着力改善营商环境、从多个角度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更好更快地达成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基本目标。
民宿旅游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正逢重大发展机遇，但也面临法规和监管不到位、经营特色不明显等挑战和困难。未来发展民宿旅游，需制定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形成经营特色，力求基础设施便捷化，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改革进入深水区，在保持三权分置的基础上，还应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更多制度创新，从而保障农民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推动农村土地改革进一步深化过程中，应充分解决好农民与土地的问题和土地经营的问题，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规模经营，建立职业农民制度，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使农民生活走向美好富裕。
十九大报告就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若干新的具体要求。落实十九大精神，建设新时代法治政府，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此外，要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
国家安全法治是一国整体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国家安全法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工作和难点领域，国家安全法治的实效，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成效。 全面依法治国...
法律浓缩了社会的基本底线共识，蕴含着诸多不能触动的价值观念。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运用法治手段才能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与法治都是动态的，二者都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改革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进行，法治也要回应改革的成果。通过不断试错与纠错的改革过程，获得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能体现广大群众根本利益、最接近社会共识的方案，最终将其转化为法律。
违法行政行为主要指行政执法主体在执法中出现的管辖权、执法形式、执法程序和执法内容方面的四类违法行为，在处理行政违法行为时要综合考虑保护当事者个人合法利益、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确保行政行为具有公信力。依据违法具体情况、类型，一般以无效、可撤销、事后追究、经济赔偿等方式择情处理。
社会参与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新媒体高效、实时、双向互动的特性为公众社会参与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参与权需要法律的保障，也需要法律的规范，要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立法，构筑完整的公民参与制度规范体系；加快新媒体基础设施建设，在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同时，推动新媒体的健康发展。
法治化是新时代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其关键在于用法治精神与法律制度影响和约束社区治理的思想与模式。加强基层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性措施，要从大局着眼，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法治社区，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利用新媒体加强法治文化培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深化普法工作就是要立足当前普法工作现状，优化普法工作模式，加强普法工作制度建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坚实基础。要强化普法力度，注重普法工作向基层延伸；要创新普法策略，注重普法工作的多元化发展；要加强输血式教育，推动普法工作向纵深发展；要提升普法工作实效，建立健全普法工作机制。
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是净化网络环境、保障网络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面临着法不责众错误思想盛行、言论自由思想、被误解和违法成本低的现实困境。治理网络谣言，应当树立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思维，明确网络谣言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提高网络谣言领域违法行为的法律成本。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加剧、反自由贸易社会思潮兴起、对外经济政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全球经济治理、中美两国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都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大萧条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特殊经济现象，其在国际社会形成的群体性经济痛苦记忆，对当代世界贸易体系完善具有历史借鉴价值。在当前国家间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逐渐加深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贸易战会诱发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需要承担起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责任，促进公平合理、高效有序的国际贸易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在当前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国际道德面临着一些问题，尤其是偏激的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以及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出现，使得国际道德的构建面临巨大挑战。解决当前国际道德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国家以及民众三者共同发力。
当前，欧盟在多重危机的影响下，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在此背景下，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危机是推动欧盟一体化改革的契机，推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力争实现欧盟改革。然而，马克龙政府的欧盟改革方案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德之间的分歧、一些欧洲国家的反对以及法国自身实力的限制等。马克龙政府的欧盟改革方案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欧盟内部关系的协调。
在网络新媒体时代舆情热点事件的公共讨论中，因非理性众声喧哗而导致偏离事件本身的舆论“失焦”现象，折射出个别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缺失。这不仅阻碍社会共识的达成，也危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论场中的多样价值观和多元价值取向，匡正公众是非观念，激浊扬清，让社会道德随时在线不“失焦”。
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曾在《塔西佗历史》中说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都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塔西佗的原意是：因为憎恨一个人，所以厌恶他做的所有好事和坏事。在时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塔西佗陷阱”常被用来形容组织或个人失去公信力后，说真话也好，辟谣也罢，都不再得到人们...
微媒体时代的到来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新形势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传播方式，以党刊党媒为主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加快完善微媒体平台的相关道德法规制度建设。
文化自信的增强可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又能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对于当代大学生群体而言，增强文化自信首先在于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促进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与核心价值观培育协同并进，进而实现文化自信与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相互促进，历史意义深远，现实价值重大。
加强对当代青年的红色文化教育，是思想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当前，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大背景下，如何发展和引领红色文化，使之成为青年群体中的流行文化，是教育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此，我们应深挖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转变红色文化传播理念，拓展红色文化传播渠道，让红色文化成为青年群体学习知识和树立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源泉。
延续红色基因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我们要以红色文化的发展为文化自信筑基：不仅要塑造文化地标，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加强红色文化教育，还要打造“互联网+红色文化”的全新发展模式，增强传播优势，增进公民的文化自觉，增强新时代的红色文化自信。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是展现地域特色的代表。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遭遇到受众范围较窄、现有传播渠道推广力度较弱等现实困境。为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民俗文化，我们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推广民俗文化，加强网络宣传，规范民俗文化的传播内容，突破新媒体时代民俗文化发展的瓶颈，推动民俗文化长远、健康发展。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促进了儒学的普及与世俗化，以“知行合一”的教化原则推动了道德实践。但由于“致良知”学说存在“认心为理”“以心显性”的弊病，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和教条认知，因此在弘扬“致良知”学说时，需要补偏救弊，对古代“致良知”理论进行理性化、系统化、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
明朝是一个尊老、敬老的时代，养老政策几乎覆盖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其中既有养老的系列规定，也有敬老的种种措施。明代政府尤为重视在精神层面敬老、爱老，给予其政治上的礼遇。这些养老和优老政策，既保障了各阶层老年人的权益，又发挥了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