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在关注什么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成功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当前，我国实践发展的步伐铿锵有力，思想界的理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成功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当前，我国实践发展的步伐铿锵有力，思想界的理论...
国内学者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渊源、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原创性贡献等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初步构建了研究这一思想的理论范畴、逻辑框架和话语体系，接下来需要拓宽、深化和创新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加强学理性分析，真正学懂弄通做实这一理论成果。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反应最为迅速的当属中国人民大学，就在十九大闭幕的第二天上午，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同一天，天津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也都迅速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随后，广西民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学界、理论界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不少有见地的成果，深化了党的领导研究。
学界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涵盖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依据、理论内涵、价值取向、思想方法、目标任务、实践路径、重要意义等各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增长快、研究视角相对集中以及注重思想体系的构建。十九大以后，学界以解读十九大报告为主题就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政治建设展开了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惩治腐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瞩目。十九大擘画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为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思想理论界对全面从严治党关涉的诸多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围绕新时代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形势与发展趋势、全面从严治党与坚持党的领导、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度反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形成了明确认识，凝聚了广泛共识。
学界一致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对于过去需求侧管理提出的经济治理新思路，是经济发展思维的重大转变。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对需求侧管理的全盘否定，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对立起来。
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致力于提高行政效率、调整党政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采取新改革新举措，以应对新时代的新挑战。改革者需要保持全景式的综合思考模式，寻求改革的新路径和新方法，而这种“新”，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本领，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矛盾、新时代、新思维来看，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决策与落地、中央与地方、时代与创新等方面，存在“四个不均衡”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本文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析框架下，对最近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进行梳理，并总结这些问题呈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本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这决定了全面依法治国是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法治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在第八部分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题，在阐述改善民生与社会治理的同时，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围绕这一主题，结合十九大报告涉及社会治理相关问题的新表述，学术界进行了学习和研究。
学界对文化自信的讨论，进一步坚定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诸多疑惑，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解答；学界围绕文化软实力的讨论，进一步明晰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方向。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这项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党和国家工作的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就越要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就越要筑牢思想防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一些错误思潮和言论被有力驳倒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深度研究，加强对多元社会思...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民族复兴进程稳步前行，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中国发展是否还有战略机遇期？如何认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如何全面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围绕上述问题，中国外交界和学术界展开了积极讨论，相关观点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和进取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其伦理精神、价值追求和蕴含的文化基因与民风、党风、政风乃至大国之风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廓清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家风的内涵，建设根植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主义新家风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证明，以人民为中心是超越历史周期律的实践逻辑。要超越历史周期律，就要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要求与执政规律的统一；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激发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性；还要遵循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过程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党的网络执政能力建设面对新挑战与新机遇。面对新挑战，我们应更新网络执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网络舆论引领作用，掌握网络话语权；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优化电子党务，提高网络执政效率。
"微腐败”隐蔽性强、危害性大、腐蚀党员干部，容易导致群众信任危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微腐败”，从基础工作抓起，筑牢风气建设根基；扎紧制度笼子，推进权力阳光运行；以纪律强化主体责任，增强党纪党规的权威性。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国情、世情、党情都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各级干部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不能动摇、要求不能降低、力度不能减弱”，是我们在新时代管党治党的科学指南。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相辅相成、共生发展的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发挥多重功能。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应当蕴涵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个进程，需要与政府日常工作、社会治理及终身教育体系相结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效果。
网络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新领域，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实践。网络社会信息传播失真、网络犯罪频发、立法监督不完善、政府引导作用未完全发挥等问题导致了当今网络社会治理的困境。在网络社会治理中，重塑政府能力应当积极推进线上政府建设、完善网络立法进程、强化政府领导体制，引导各方共同参与治理，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网络社会治理体系。
网络社会单纯依靠法治无法实现有效治理，应法治与德治并重。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德治并举，有利于提升公民道德意识，有效净化网络社会乱象和不良舆情，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秩序是自由的基础，一个合理的、有秩序的互联网环境才能为自媒体提供更加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网络平台，每个主体都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维护社会公德，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承担社会责任。要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络行为，提高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水平。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集聚社会正能量，引导网络舆情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网络空间正义是以公平公正基本原则为基础，保障网络个体在空间资源、产品再分配、消费、使用上拥有公正权益，有利于网络空间理性发展。实现网络空间正义需对网络非正义进行理性批判，同时加强网络空间规制，完善个体理性行动，最终实现网络空间正义。
当前网络次生舆情呈现复杂、多元特点，造成的社会影响屡屡令当事者和大众关注者措手不及，一旦处理不当将演化成深层次社会危机，给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带来新挑战。政府治理次生舆情要从根源出发，加强网络监管、及时辟谣、掌控政府话语权，以降低次生舆情带给社会的影响和压力。
我国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生态格局，新媒体舆情危机呈现出“新”特征，面临监测难、引导难、协调难等问题。因此，舆情危机不能“堵”，要以“疏”为核心，在遵循新媒体信息传播规律的前提之下，采取有针对性的疏导策略。
网络舆情与地方政府公信力密切相关，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政府能够引导网络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地方政府要正确看待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是社会公众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政府应将网络舆情视为工作的检验标尺，改变传统处理网络舆情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意见领袖”的作用，引导社会公众合理合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政府要从“发号施令”向“引导负责”转变，社会力量从“听话办事”向“主动协同”转变，公众从“被动管理”向“积极参与”转变。具体实践中，政府要突出大数据理念，出台相应法规政策，加强社情民意分析，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新媒体的出现以及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为政府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因此，政府部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借助于新媒体来构建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有效的民众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机制、畅通的官民互动机制等，进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实效。
居民幸福感的高低是评价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一项重要指标，社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基础设施等都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针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以居民幸福感提升为导向创新治理形式与方法。
社会治理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更新领导观念、创新领导思维和领导方式，通过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来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谋取人民群众福祉而奋斗。
社区党建工作的开展应注重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社区党组织的积极性、整合力和创造力。当前社区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主要面临党建观念更新滞后和党建形式转型缓慢等问题，因而，应结合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需求积极转变党建工作理念，创新党建工作方法。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然而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指导下，强化社会组织的重要地位，通过制度构建、方法创新，营造和谐的社会治理环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逐步推动法治化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途径，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因此，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围绕法治化精神的传播、法治管理模式的完善展开工作、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持续变革治理模式，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新格局。
当前，社区治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在基层的着力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然而社区治理存在的多元主体权责规范不明、联动机制缺位、共享意识不足等问题，仍制约着社区治理新格局的形成。为此，应着力整合多元主体力量确立共建制度、建立共治机制、促进共享实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智慧社会”。 智慧社会的构建对于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亟须在理论体系建构和实践操作方面不断细化完善。智慧社会为智慧技术、智慧经济、智慧政务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对智慧基础设施、顶层设计标准和系统规划方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数据在为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个人隐私安全的保护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把保障大数据健康发展与保护个人隐私安全相结合、加强行业自律建设与健全行业标准相结合等“五个结合”，提高网络隐私安全保护工作的实效性。
居家养老模式推广受到阻碍、实行效果不理想，是由于没有“因事为制”。要促进居家养老模式发展，需转化公众传统养老理念，认识传统模式存在的不足，消除对居家养老的认识误区。要促进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协同运作，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是社会养老产业转型的内在要求，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性引擎，有利于增强服务管理效率、解决服务人员短缺问题。拓宽养老服务社会化路径，应搭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互联网信息平台，明确政府角色，加快制度建设，号召社会力量实施推进“大智能设备圈”，为老龄化群体提供便捷的养老服务。
作为我国养老的新型实践模式，城市居民“养老下乡”有助于凸显我国农村的资源优势，提升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充分发挥城市居民“养老下乡”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关键就在于完善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对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培育。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要建立“三级互动”模式：各地政府要正确把握精准扶贫的政策方向，加强与中央政府的互动，真正做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地方政府应与广大贫困户深入互动，提高贫困户自我脱贫的能力；地方政府应加强与社会力量的互动，鼓励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助力脱贫攻坚。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需要。扶贫应以扶产业为基础，扶智为核心，扶志为关键，扶技为重点，这些都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牛鼻子”。只有抓住“牛鼻子”，才能增强扶贫工作的“造血”能力，激活群众的强大信心，增加脱贫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帮助贫困户持续增收、稳定脱贫。
城镇化建设和精准扶贫是紧密联系的两项工作，在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实现精准扶贫，在深入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加快城镇化建设。我们在制定和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城镇化与精准扶贫的内在逻辑，通过城镇化建设促进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要牢牢把握扶贫攻坚方向，审时度势，以新措施顺应时代发展，找准农村基层党建与扶贫攻坚的结合点，进行科学合理切入，从而切实强化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实效，实现党建、扶贫“双推进”，真正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中仍存在扶贫资源整合有限、扶贫瞄准机制不合理、扶贫对象参与程度不高等问题，因此在实践中须明确政府主体责任，规范农村扶贫开发的投入与规程，强化脱贫工作的法治思维，促进扶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保险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与“稳定器”，在扶贫工作中引入保险机制，有利于统筹利用社会资源、放大财政扶贫资金效用、改善贫困地区金融生态，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要进一步推动保险纳入精准扶贫体系，优化保险服务精准扶贫的政策环境，发挥保险机构参与扶贫的主观能动性，让保险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规定：“加强法制建设。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一直以来，我国扶贫工作都注重法治化建设，希望借助完善的法律法规，让扶贫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彻底解决我国贫困人口问题。同时，为更好落实扶贫工作，要依法规范政府扶贫行为，注重扶贫对象的法益保障。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必经之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国的精准扶贫工程需要将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等进行科学严谨的分工，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作为保障，从而帮助我国贫困人群更快脱贫致富。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而促进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特别是有效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资源配置问题无疑成为时代之需，成为打响教育扶贫攻坚战的重要序曲。
教育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当前我国教育精准扶贫在理念认知、制度供给、实施机制、参与主体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更新发展理念、加大制度设计与供给、完善治理体系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提高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效。
教育扶贫是增强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力量的关键，唯有既扶贫又扶“智”，才能真正拔除“穷根”。目前我国各地在开展教育扶贫方面存在着系统性、法制性、精准性不强等问题。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加快教育扶贫的制度设计，构建定位精准化、主体多元化的教育扶贫机制，以提高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和发展能力。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也是国家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当前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法律制度供给、管理体制、识别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现实困境，影响了扶贫的效果。需要加大法律制度建设，完善扶贫工作方式，建立动态识别跟踪机制以及健全扶贫政策实施监督机制，进而提升精准扶贫的效果。
金融科技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电商消费金融的需求量，但由于银行开展消费分期的冲击、个人征信孤岛难以打破以及过度授信引起的信用风险，电商消费金融陷入发展困境。为了促进电商消费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应倡导简化性与普惠性发展，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立资源共享平台。
互联网金融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增加了金融消费频率，提高了社会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成为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互联网金融“海量交易、小微金额”的特征，对传统银行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智能化时代促进了区块链、大数据、智能投顾、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前沿金融科技的发展，但也使金融面临多元风险、金融监管出现空白地带。在智能化时代下，为求新突破，金融业需从协同合作提升风控水平、以人工智能强化金融监管、联合智能金融力量提高行业自律入手，探索金融智能化发展新秩序。
完善财税政策，为北京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提供支撑，必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构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事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投资的功能，加大政府采购“高精尖”产品及服务力度，制定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先行先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在京创新型企业总部发展，支持各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以促进“高精尖”产业集聚发展。
当前，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进行，如何利用信息化时代的高科技产物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高效、智能化生产的技术优势，通过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出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创新体系是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智能制造战略是21世纪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要实现这一战略，关键要加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当前，我国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急需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以及数量庞大的高素质操作工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一方面离不开高校的教育和培养，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引进高素质技术人员。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式发展，人工智能战略型人才储备不足问题也越发凸显，主要表现在核心尖端技术人才引进难、市场战略人才稳定性不足、专业性教育培训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因此，在明确人工智能领域战略型人才培养储备的重点与方向后，需立足我国实际，从人才发展规划、师资队伍、教育培训体系等方面出发，提出推进人工智能战略型人才教育与储备的相关思路和举措。
广大海归群体要抓住当前发展机遇，用战略思维解决创业方向的问题，用创新思维解决创业道路的问题。政府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创新创业环境。要搭建有权威、有影响、有内容、有前景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形成对海外创新人才的政策扶持网，为海归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以人为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起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归属点。但现阶段，我国在就业、居民收入增长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因此，我国应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不断推进包括“双创”机制、劳动力价值补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在内的创新，为我国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我国青年创新创业发展态势良好，蕴藏着巨大潜力。要全面评估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搭建创新创业项目成果转化平台，为广大青年创业者提供精准服务。青年创新创业者要客观分析市场态势，对目标市场进行深入调研，科学评估项目，注重团队建设，确保创新创业项目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占据持久优势，形成独到的商业模式。
青年创业是新时代赋予青年的历史使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政府部门要与其他行业联合，从外部环境、人与资源、创业机会和交易行为上给予青年创业者多方面帮扶，着力构建青年创业体系，共同推进新时代青年创业发展。
当前，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完善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宏观调控；同时，民营企业要制定合理发展战略，加强与各方合作，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增强知识产权、科技成果保护意识，以此推动科技创新。
“双创”生态体系的构建旨在针对不同创业者的差异化需求和多元化目标，使想要创业的人知道如何将创业精神融入到工作生活的各种情境中。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构建创新创业环境的重点，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稳定发展，激励企业家精神，推进新知识的创造及商业化具有重要作用。
优化创新生态是创新3.0时代的显著特征。要营造包容性创新文化氛围，优化和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要着力改善研发环境，为优化创新生态提供研发条件；加快建设智慧型城市，为优化创新生态营造良好的科技环境；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为优化创新生态构建绿色生态环境。
充分调动“双创”企业积极性，要建设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加大对“双创”企业的服务力度，扩大“双创”企业投资额度，为“双创”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不断探索实现创新创业与“互联网+”集众智的乘数效应的有效路径。
搭建城乡信息共享平台，是大学生及时获取市场发展动态、提高创业成功率的重要保障。当前很多因素影响了城乡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推广效率。所以，应当充分聚合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多方资源，引导大学生妥善利用城乡信息共享平台以助推自主创业，从而改善创业方式，助推城乡联动发展。
大学生创业与生态文明建设二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生态文明建设是大学生创业需要考虑的宏观背景，大学生创业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人才和经济支持。实现大学生创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接，能够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因此，必须要确立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调整专项政策，完善管理机制，实现大学生创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促共进。
人类要想跨入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实现科技的生态化转向，然而当前我国现代科技发展仍存在价值观偏离、公众参与不足、科技和生态认识错位等问题。实现科技发展生态化，需要坚持社会进步、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发挥企业、政府和群众的协同作用，推进工业、农业生产生态化。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发展经济要据守的底线。要发展绿色经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维护公民自然生存权益、强化公民社会平等权益、促进公民全面发展权益。实现公民生态权益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政府要不断优化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确立科学理念、完善政策体系。维护公民生态权益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力量，要明确各主体责任，集聚全社会力量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进步。要通过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维护公民生态权益的浓厚氛围。
生态素养培育关乎人与自然能否和谐共存，其包含人类主体对生态价值认知、生态知识储备和保护生态行为能力。过去单纯依靠技术手段治理生态的思想、行为已不可行，需依靠主体与政府、社会、学校、家庭教育和个人践行，共同提升全民生态素养。
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生态规律研究和农业生态园建设并举，为乡村振兴和生态农业发展助力。
资源型城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突出贡献，是我国基础性能源的重要产地。但是现阶段，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导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面临困境。当前，需要通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措施，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法治文化是现代社会法治的内涵与核心。法治文化要体现法治与德治的融合，只有两者在实践中互通互动，才能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实际作用和优化作用，从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推动了媒介载体及传播方式的改变，由此，也给司法公信力建设带来了挑战。各级各类司法机关在司法公信力建设中要勇于接受挑战，通过转变观念、设置平台、营造氛围、创新内容与形式等来提升司法公信力，进而提升我国法治化建设的水平。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执政兴国、社会发展、百姓福祉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和保障。当前正值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基层政府管理面临着严峻考验，亟需各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新形势下农村地区的法治教育工作，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必须对农村地区的法治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大力开展农村地区法治知识的培训工作，大力开展农村地区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发挥村民参与农村地区法治建设的主体作用。
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立法相对滞后与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应及时回应文化创意产业亟需法律保障的迫切现实需求，秉持立法的科学性来考量文化创意产业的立法现状，反思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廓清认识上的误区，逐步健全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立法，运用法律手段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当前地区之间人员流动数量与日俱增，流动党员作为新形势下党员队伍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其管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需研讨的重要课题。当今社会是科技迅猛发展的网络化、信息化时代，顺应时代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流动党员管理，是完善党员管理机制、实现科学化管理的突破性策略。
流动党员管理是我国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问题，抓好流动党员管理，对于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由于流动党员规模较大，使得流动党员管理障碍重重。相关部门应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变化，打造“互联网+党建”模式，利用网络信息平台，提升流动党员的管理效果。
利用“微平台”创新党建工作方法，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又为党建工作开辟出新的工作渠道。党建工作者要认清形势，及时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学习掌握新的技术手段，利用“微平台”打造顺应时代潮流的健康、科学、高效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新时期打造云端上的“党员之家”，要引导基层党组织进行云技术的认识与应用，科学建设与维护云端“党员之家”，合理进行云端“党员之家”内资源编辑与共享，依托云平台开展党的建设与教育工作，使“党员之家”成为党建工作开展的有效载体。
党的建设是党永葆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党建工作要向高质量与高效率不断发展；强化党建工作开展能力，也是各级党组织需要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在移动互联时代，微信已经成为了一种极为普遍的互联网社交工具，微信公众平台也是较为成熟完善的互联网信息交互与传播平台。微信公众平台与党建工作的融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极大提高党建工作水平。
基层党组织将互联网和党建工作相融合，目的是利用互联网提高党建工作水平，更好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基层党组织要迅速占据互联网阵地，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智能水平，凸显“互联网+”比较优势，全面鼓励基层党员顺应“互联网+”趋势，推动“互联网+党建”工作创新。
当下，大数据时代深刻改变着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环境。党建工作对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组织应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互联网时代，以大数据作为技术手段，不断发展和完善党建工作，确保党建工作能够更加科学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政党，在党建工作过程中重视运用群众智慧推进各项工作。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党建”模式成为党建工作的新形式，智慧党建也就应运而生。智慧党建要以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最终落脚点，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彰显群众智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党建工作打破传统条件限制，让更多党员参与其中，党组织和党员的各项信息实现互联互通，“智慧党建”应运而生。要深化“智慧党建”理论研究，统筹党建资源；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健全“智慧党建”相关工作机制，提升“智慧党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要提升“智慧党建”网络舆情应对与处理能力，引导网络舆情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乡村振兴中的基层党建工作首先应重视党的政治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性，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升党员政治素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促进乡村振兴，最终形成由政治建设统领的农村基层党建新模式。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还存在着一些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当前，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需要从多方面作出努力。
城镇化发展为基层党建工作的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嬗变，同时也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为了跟上城镇化脚步，基层党组织需要创新基层党建责任体系、强化城乡结合部党组织的整合功能、创新党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城乡结合部党组织设置，从而确保党建工作顺利进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新问题，比如个别党组织重业务轻党建、党建工作机制不完善、党建经费相对不足等。面对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树立正确的党建工作理念，健全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培养高素质的党建工作者，从而促进基层党建工作进一步发展完善。
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新的任务，新的任务则需要新的方法。因此，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党组织应积极适应当前的工作环境，不断探索、创新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方法，从而突破发展困境，为提升党的战斗力奠定坚实基础。
新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党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新媒体的勃兴让高校党建发展驶入了“高速公路”，全面从严治党为高校党建向纵深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如经费保障不足、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无序性、创新手段不多等。推进高校党建向纵深发展，需要齐抓共管、综合施策，在加大高校党建经费投入、加强高校党建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发力。
党建文化具有促进党内团结和谐，推动政党政治进步，培养党的干部，教育全体党员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应加强党的文化建设，创新发展党建文化，大力开展党建文化资源和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增加党建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平台，为基层党建发展提供新鲜活力。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的“变”与“不变”的关系，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在理解二者的深刻内涵时，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分开界定，而应把握二者之间的客观联系，做到“变”与“不变”的协调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者协同机制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反复纠结于单向主体教育理念的纠偏，为匡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新的教育范式。要发挥主课堂的育人功能，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科学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方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朋辈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内容，其开展效果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进度和效果。当前我国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以及考核体系进行创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工匠精神蕴涵着敬业精神、创新精神、追求极致的精神和师道精神等，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主要有：价值导向功能、思想凝聚功能和行为约束功能。把工匠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青年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
思政话语体系是思政教育的表达工具，也是思政教育的传播载体，其具有意识形态性、可接受性及时代性等特征。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思政话语体系在主导力、吸引力、亲和力、辐射力等方面面临着困境。因此，思政话语体系需要在内容、价值、理念、表达方式方面进行转型，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儒家思想中，无论是重义轻利的君子风范，还是安贫乐道精神，对大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培育应多借鉴儒家思想，多用儒家积极向上的价值主张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从儒家思想中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建与思政工作是高校工作的重点，思政工作筑牢党建工作的基础，而党建则体现了思政工作的更高要求，两者相互契合。针对当前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全面发挥思政课对高校党建工作的积极作用，提高学生党组织管理水平，为实现“中国梦”储备高素质人才。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人才，而高校是创新型人才成长的重要平台。因此，高校要建立和实施创新教育战略，提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高校创新教育战略的建立与实施，需要树立创新教育理念，建立完善的创新教育管理体系和制度体系；需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全面落实创新教育模式。
把握创新与立德树人的互动关系是实现创新战略计划的基本议题。立德树人是创新的重要保证，创新为立德树人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活力；立德树人以思想育人和外部环境的方式支持与保证创新的发展，创新通过对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任务重点、实践效果、实施与教育功能来促进与检验立德树人。
高校进行信仰教育是大学生党员提升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需以思维创新为先导，重新定位信仰教育；以内容创新为基础，强化凸显信仰教育；以方法创新为支撑，加快推进信仰教育；以制度创新为引领，全面保障信仰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信仰教育的科学化水平和教育实效性。
受西方社会思潮和客观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加之自我主观因素的制约，当代大学生群体或多或少存在理性缺失、人际冷漠、社会危机感、“体制内”迷恋、功利主义、学习倦怠等消极社会心态。为培育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需从多方面努力，例如：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加强网络舆情监管，注重人文关怀等。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奋斗史，是青年人文素养培养的“活教材”。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中蕴含的红色精神和奋斗故事，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作用，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进一步提升当代青年人文素养。
“微媒体”已成为青年群体的一种生活载体，它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功能，还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提供新的优势平台。因此，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就必须运用微传播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的主题和厚重的思想以短小、灵活、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出来。
网络信息时代，人们对“爱国”的内涵有了更深入、更丰富的理解，使网络爱国主义产生了新特点。在组织结构上，网络爱国主义呈现出去精英化、去阶级化、去身份化的特点；在运作模式上，则以线上、线下联动开展为主。同时，一些网民也表现出非理性化、情绪化的不良倾向，需要我们加强引导和监管，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
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爱国主义是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之基，是凝聚民族向心力之本。我们应坚定正确的爱国主义思想，爱“祖国”，也要爱“国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时代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要在传承传统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拓宽文化传播渠道、探索文化创新途径等方面着手，提升文化向心力、生产力、传播力与文化创造力。由此，我们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丰富传播样式和传播形态，以多样化的展示、多介质的推送，使文化传播“动”起来、“活”起来，以此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笃定民族自信。
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提升文化自信，需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厚植理论力量、传统力量、道路力量，并努力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能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增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国政府需秉承创新理念，树立全新的资源和制度理念，同时，需要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四大路径出发，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养分，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借助互联网时代的高新技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进程，打造文创品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下，“微传播”方式对文化自信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微传播”环境下，文化自信的构建，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播、革命文化的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要积极寻找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打破传统传播模式，激活创新性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农耕文明为依托，以和谐精神为内核，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走出国门，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影响力日益扩大。在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必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对跨文化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以“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需求为基本导向，建立科学、精准的跨文化人才培养体系，使更多优秀的跨文化人才参与到对外交流中，有利于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层次发展。
当前，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考验，而进行规模化、程序化、规范化、体系化的生产与推广，是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然趋势。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判断，需要从美学角度进行合情合理的分析，力求找到一个全面、理性、准确的定位。此外，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还应当秉持文明、开放、自由、宽容的美学姿态，在开发过程中保持一定的限度与底线。
当前，我国乡村民俗文化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受现代文化影响呈现“进步”“复古”“西化”并存发展趋势。为激发乡村民俗文化活力，建设新农村文化，需挖掘整理优秀民俗文化资源，搭建乡村民俗文化展示平台，完善地方村级治理体系，推进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力量“凝聚枢”和发展“风向标”。乡村振兴，文化要先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要在充分审视历史经验和认清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对乡村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重建乡村文化生态，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添智献力。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乡村振兴的内在驱动力。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力，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县制是唐王朝国家政体最为基层的政府机构，处于基础和基石的地位，是王朝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最前沿政权堡垒。王朝国家政令政务与各项制度最终能够落实，推行于基层社会，依托的正是县制官司的具体实施，从而实现社会基层治理，进而实现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