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民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参政党要有新面貌。2019年，民进中央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共同努力，乘势而上；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按照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文件精神，适应发挥作用的需要，在自身建设中注重内外协调、各方面相互促进，促进自身建设与履行职能的有机统一，把民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参政党要有新面貌。2019年，民进中央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共同努力，乘势而上；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按照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文件精神，适应发挥作用的需要，在自身建设中注重内外协调、各方面相互促进，促进自身建设与履行职能的有机统一，把民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美国，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却将美国切割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无疑是对标榜“人权标杆”与“民主灯塔”的美国的巨大讽刺。当前，美国贫富差距处于历史高位，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贫富差距的严峻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从国内来看，美国的贫困率居高不下，减贫任务艰巨；贫富分化严重，“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现象更加突...
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贫富差距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和发展趋势。当前，美国贫富差距处于历史高位，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在国际地位、国内市场民主制、政治周期、金融资产主导的经济体制、政治和社会潜规则以及教育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贫富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
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些特点直接影响了美国社会福利体制的构建，后者所表现出的一些制度性缺憾也恰是美国贫困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福利体制表现出起步晚、保护水平低、不全面、市场化水平高的特点。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有限政府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政府应对贫困责任的理解。
美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像其他地方一样，美国也有富人与穷人。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却十分严重。国内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是美国民粹主义兴起以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内在动因之一。据统计，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于全球发达国家贫困率的平均水平。同时，美国收入前1%的群体占有的财富持续增加，远远高于最底端10%群...
美国患上了经济政治恶性互动循环的“政治病”，一方面，不平等的政治造就了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催生了美国多元政治的财阀化、政党政治的两极化以及民主政治的民粹化，从而导致美国持续的政治衰败。
贫富差距扩大对美国广大的较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参与造成了负面影响，政治权利上的实质不平等程度扩大。与之相伴的政治极化现象使政策僵局频现，低收入民众利益难以得到充分照顾。从形成原因和政策应对情况来看，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政治极化趋势相互交织影响，两种趋势可能长期并存。
美国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包括贫富悬殊在内的各种议题来煽动民众对以往外交路线的强烈不满，使其外交路线更具有持久性。当前美国政府以逆全球化的民族主义政策处方解决自身贫富悬殊的痼疾，这只会导致美国国内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社会分裂更为深刻，美国与世界各国关系发展更为困难，全球化进程遭受更为严重的挫折。
由于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美国社会长期使处于分离的状态，族裔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其中来自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是造成黑人恶劣处境的关键，制度性种族主义的作祟是黑人贫穷的根源。
广义的社会流动指地理空间流动以及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狭义的社会流动指个人职业地位的改变。纵观美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部美国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流动史。从底层向高层的社会流动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如今，严重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导致了美国梦赖以实现的基础——向上社会流动变得越发艰难。美国人民曾经相信只要通过努力、勤劳工作，就能获得物质生活的富足、社会地位...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逐渐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当前，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愈益严重，占总人口1%的富人与其余99%人口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 美国的贫困率居高不下。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也是一个贫困率很高的国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5%。2...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富裕的国家，但同时也是贫富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国家。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采取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行动，缓解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及“富裕社会的贫困”问题。这些政策举措，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趋势。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劫贫济富”政策举措，减少联邦政府福利开支，对公司和富人进行大规模减税，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穷人的贫困问题。
多年来，美国在治理贫富差距上采取了多项举措，如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缓解市场内生的贫富差距，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实施现代公益慈善等。无疑，这些贫富差距的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措施或者作用有限，或者面临着继续推行的压力，或者导致某些负面影响。总体看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程度更高，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一些学历速成的落马官员，用学历给自己“镀金”，把学历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学历腐败、权学交易不仅损伤权力威严，恶化官员品行，还会破坏社会风气，影响教育和学术公平，其社会危害极大。权力和学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人当然可以同时拥有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然而，权力和学术的重心显然不同，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就有可能两败俱伤。
学者挂职制度成为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的重要尝试。学者挂职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学术科研和社会实践的充分结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因此，应健全学者挂职制度，从根本上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一些优秀成果可以促进党的作风建设。“经世致用”思想阐释了学习的对象、态度和方法问题，为党的学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知行合一”思想指明了认知和践行的内在逻辑，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官本位”的落后意识是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盏警示灯，必须常鸣常响，保持党员队伍的人民性、先进性、纯洁性。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性格形成的精神底蕴，也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重要养分。我们党应深刻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的重要作用，并坚持与时俱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进而推动党的思想建设。
文化自信是党建工作持续、稳定、高效开展的重要保证。当前，在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改革创新的大潮下，如何通过文化自信建设来提升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满足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是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红色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种形式，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文化资源。应将红色文化融入基层党建工作中，以红色文化指导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公安机关肩负着重要使命，加强公安机关基层党建，能够确保公安队伍对党忠诚，进而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促使其更好地完成自身使命。因此，需加强公安机关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与机制建设，加强基层党建队伍建设，提升工作效能，从而全面推进公安机关基层党建工作，铸造忠诚警魂。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新时代对国有企业提出的时代要求，也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指引了方向。面对新时代下的新任务、新标准和新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需从优化管理制度、参与重大决策、提升人力资本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重要发现】 ◆公众普遍感受到农民呈现出新面貌。道德素养、法律意识和创新创业三方面的提升，是农业户籍受访者认为农民最突出的变化。城镇户籍受访者认为农民最突出的变化是专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收入渠道的拓宽。 ◆近半数受访者认为村干部的风貌变化最为明显，超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农村的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对于农村建设，公众最期待解决的是脱贫攻坚“三保障”问题。 【调...
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是保障老年人就业权益和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要求，应在减少提前退休的基础上，以逐步提高低龄老年人就业率等方式激活人口二次红利。但再就业并非发挥老年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完善配套政策、开展多种老有所为活动，才能有效体现老年人价值。
长期照护制度的实施，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难题的重要举措，能够减轻家庭负担、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老龄化服务行业的发展。当前我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实施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形成资金保障制度，完善老年人救助机制，提高从业者素质。
当前，我国生态意识培育面临着生态忧患意识不足、生态消费观念缺乏、生态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对此，我们应以明白易晓的生态教育、通俗易懂的生态知识、灵活多样的生态实践等，消解独白式生态意识培育的种种弊端，使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由独白转向对话。
绿色转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重构经济绩效的应有举措。我们应树立绿色治理理念、创建绿色制度体系、以法治推动绿色发展、创新绿色科技，将绿色转型进行到底。
近年来，随着我国创建文明社会的意识逐渐提高，如何处理好快速城市化背景之下的垃圾分类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当前，我国在城市垃圾分类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垃圾分类法治化薄弱已经较为明显地阻碍了城市垃圾分类的良性发展，因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合作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对于合作社的非议，主要缘于政府把合作社作为承担农业政策的重要主体，合作社接受了相应的项目资金或补贴；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某一农业农村项目，要求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多元化目标引起的混乱认识等原因。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切忌“本本主义”的思维方式。
当前，在各级政府的鼓励、支持、引导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了“空壳”等问题。政府“失位”，是合作社“空壳”的主要外因；合作社“失本”，是合作社“空壳”的根本内因。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坚持政府守位与合作社固本相结合，努力达到“中和位育”。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农村信用社对服务“三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着重要作用。面对农村信用社出现的“离农化”倾向，各地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并以法律形式予以固定；应增设农村信用社服务网点，完善涉农贷款抵押制度；应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中部传统农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面临着土地流转结构性矛盾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乡村产业发展滞后以及乡村治理成效不明显等阶段性发展难题。要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持续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挖掘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探索一条具有中部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产业兴旺的新农村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大力支持。依托农村既有金融体系与结构，进一步夯实农村金融基础，构建多元化与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也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力度，丰富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做好农村金融激励与监管，大力推进“智慧金融”服务，改善农村金融环境，让乡村产业更加兴旺。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夯实自治的基础、守好法治的底线，构建德治的支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村干部工作方式；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全面推进依法治村、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探索“以德治村”模式，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
推进农村“双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应全力推动金融创新、丰富“双创”项目内容、加速农村电商发展、加强政策宣传，推动我国乡村振兴的建设。
我国农产品流通中存在设备落后、标准化程度低、流通环节多等问题，影响了农产品流通质量，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高农产品流通质量是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带动农民收入增加、促进农村建设变化的重要抓手。加强宣传和引导、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提升流通质量、实现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建设，是提高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流通质量的重要手段。
财产税税源稳定，不仅可作为地方政府最适合的税收来源之一，而且可调节收入分配，优化资本分布，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同时，在财产税中占据绝对比重的房产税推出后，政府应用好房产税收入，提供更多公共品，降低其他税收，减少地方债务，同时应加大个人财产保护力度。
房价下跌对中国经济有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增加金融风险。也就是说，房价下跌对消费、投资、实体经济有正面的影响，对银行安全和地方债风险有负面的影响。为使经济“脱虚向实”，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应严控房贷和地方债规模，从而将房价下跌幅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共享经济减少了人们在传统消费过程中寻找、协商、沟通的成本，改变了传统产业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但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政府治理带来了一些难题。要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健全法律法规、创新治理方式、革新管理理念，激发共享经济活力；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让共享和共治并行，大力推动共享经济发展。
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的新境界，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其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离不开制度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够保障共享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实现，是由其在社会发展的各个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即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机制、制度是共享发展的条件保障机制和具体实施机制。
分享经济是新的科技与产业革命之后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随着我国整体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税收问题，对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进一步加强。故此，通过明确分享经济税收法律规范、税制要素、税务管辖权，降低分享经济税制对实体组织检查的依赖，不断完善税收征管配套措施，推动分享经济税收治理现代化。
信用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主体的道德诚信，树立科学的道德诚信培养理念是信用经济的重要助推器。但事实上，目前我国现行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社会公众诚信意识不高，信用经济活力低，潜力无法得以充分释放。为此，信用经济发展必须要坚持德法并举的培养理念，做好立法与执法，加大诚信教育力度，让诚信成为每个经济主体的自觉选择。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通过技术、服务、数据、环境等生态体系的构建，促进了新零售生态圈的形成，并促进了生态圈在生产环节融合、大数据经营方式与企业经营理念的创新发展。要结合这些改变，推动新零售生态圈有机发展，形成更高效、更优化的生态模式。
株洲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构建了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以因地制宜为原则，以分类分批为工具，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产业扶贫、社会扶贫、住房保障、健康扶贫”四大精准扶贫模式为框架，以内源扶贫为内生动力，取得了精准扶贫巨大成效，贫困县实现了整体“脱贫摘帽”。株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实践，为我国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株洲的精准扶贫实践，既蕴含了我国精准扶贫的理念、内容和形式，又包含了扎根当地土壤的探索和创新。精准扶贫的株洲实践以监督考核制度保障、常态化走访、多途径筹集资金支持脱贫攻坚等方式，形成了有效、可持续的扶贫模式，值得推广和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逐渐发展壮大，社会扶贫资源不断增多，成为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支撑。然而，社会扶贫资源如何提升其扶贫效益，如何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群身上，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探索社会资源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开创了社会扶...
在保障性扶贫方面，株洲市以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为导向，立足现实条件，分类施策，满足贫困户对于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探索出了一些很有价值、值得借鉴推广的实践经验。
株洲市依托产业扶贫促进脱贫增收，因地制宜、不断创新，以发展特色产业提升竞争力、完善扶贫投入机制、鼓励产业网联式移民搬迁、创新体制机制等扶贫方式，积极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为株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效手段。
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从顶层设计角度为农村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意在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提升。精准扶贫从致贫的因素出发，针对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扶贫措施，帮助每一个贫困户脱贫，侧重于微观政策。因此，在实践中需要将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与精准扶贫微观政策有效衔接起来。
新媒体时代，“心灵鸡汤”的传播更加方便迅捷，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与此同时，大量山寨版的所谓名人鸡汤文充斥其中，让人真假难辨、无所适从。对此，广大青年要学会独立思考，提高分析辨别和理性选择能力。同时，不要一味陶醉于“心灵鸡汤”的精神慰藉之中，而是要脚踏实地、关注生活，勇于将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付诸实践，体悟真正的人生智慧和人生价值。
次生政治舆情深刻影响社会舆情的性质和方向、公民道德教育环境和公众道德共识的生成，如果处置不当，会带来不可预料的“二次危机”。应当辩证分析次生政治舆情的发展演变和内在规律，以制度建设、舆论引导等方式加强次生政治舆情建设，促进次生政治舆情与原生政治舆情良性互动，并使其真正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时代，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就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推进网络信息传播法治化进程，强化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与此同时，还需唱响网络时代“好声音”，提高信息公开的水平，全面做好网络舆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
以“佛系”为主要表征的青年消极心态并非全是“洪水猛兽”，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程度划分。当前青年消极与彷徨主要表现在迷“路”、迷“梦”、迷“思”、迷“信”上。要从面向生活过程、完善服务供给、形成常态机制三方面着手，驱散青年消极与彷徨的“乌云”。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应围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布局树立强国富民之志，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为首要社会责任，以当代中国精神为指导，推进“忠、孝、爱、善”的基本道德要求落地，推动时代新人在思想政治、道德法律上的全面发展。
青年群体的责任担当意识与能力，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培养敢于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年，加强青年的责任教育，深化青年群体的责任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也是提升青年社会责任感的需要。对此，我们要优化道德教育环境，为青年责任教育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培养一批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关乎民族复兴大业的成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创新与深入发展。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对时代诉求的积极回应，对鼓励青年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具有深刻的意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需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为基础，培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与实践者。通过引导与激励，使青年提高自我修养，从而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勇敢肩负起青年的使命和责任。
大数据可以量化分析评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和践行状况，为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延展时空创造条件，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性化教育提供便利。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有必要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方法的转变和创新。
青年的发展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应避免青年陷入“丧文化”的泥沼。对此，要引导青年克服心理压力，以积极健康心态面对社会，通过价值观引导、物质文化需求的合理满足、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消除“丧文化”带给青年的负面影响。
在当前的全民诗词热潮中，存在着读诗多、求广博而失之偏杂的问题，也始终不乏流于形式、流于表面、强调简单记忆和模仿的现象。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追求的大道，是一种天地之大美。阅读诗歌，应重点关注诗之趣，将读诗与修身联系在一起。主动追求“诗—人—道”三者合一的境界，自然会“腹有诗书气自华”。
网络时代，娱乐性消费加倍放大了消费带来的愉悦感受，使消费主义成为社会潮流。作为社会互动性较强的娱乐性消费，“粉丝经济”在越来越多品牌的营销环节中得以体现。粉丝群体的能动性在技术和互动机制的刺激下大幅度增强，他们将商业宣传与表演内容进行内化和再生产，形成粉丝群体内部分享的亚文化形态，这样的文化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推动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意义重大。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解读，对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未来，我们应不断完善文化交流机制，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国际化人才，打造文化品牌。
文化传播交流是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部署。文化传播交流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实现国际间合作互信，提升我国形象和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文化交流辅助，通过共性文化交流消除文化心理障碍，从而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高质量的文化建设能够为人民美好生活注入精神动力，有利于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时代，我们应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增进人民的充实感、自豪感、幸福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传承，需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华，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立足国情，与时俱进，增强文化自信，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扩大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清代乡居进士在协助地方官管理地方事务，特别是在教育、团练、慈善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以顺治和康熙年间以及晚清时期事例较多。他们对官府的依附性和自觉协助性较强，是官府职能的延伸，因而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法人地位和地方自治的国家法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