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民航高质量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要把推进民航高质量发展作为确定工作思路、制定发展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民航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要素、路径方向和效益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民航落地生根。我们相信，准确把握民航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点，并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深化落实，推进民航强国的战略进程就一定会行进在正确的航路上。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要把推进民航高质量发展作为确定工作思路、制定发展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民航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要素、路径方向和效益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民航落地生根。我们相信，准确把握民航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点，并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深化落实，推进民航强国的战略进程就一定会行进在正确的航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发表了高瞻远瞩、意涵深刻的论述，“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40年来，我国发生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问题和困难，但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和文化的活跃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仍然是不断...
解放思想与群众路线的紧密结合开创了改革创新的新局面，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实践基础。推动思想再解放，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把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到为人民服务的各项事业之中。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同时需要克服两种虚假的解放思想,即脱离严明纪律的解放思想、脱离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既要破除改革开放前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困扰，又要破除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某些洋教条的束缚。
新时代，实现思想再解放、改革再突破，既要破除阻碍深化改革的旧障碍，坚持改革开放的新经验，反思和纠正改革开放探索中的失误和教训，又要进一步扩展主体内涵，坚持问题导向、行动导向和全面创新的导向，还要进一步打开国际视野，旗帜鲜明地坚守思想立场和政治原则，自觉以新时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
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立足新起点、解决新矛盾、实现新目标、开启新征程，这就必然要求思想再解放。而思想再解放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引领、原则要求和底线遵循，否则思想再解放就会走偏。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因持续不断的思想解放而实现的伟大理论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举措，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大考验。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定不移把改革向纵深推进，依然...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调研，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的讲话和近期一系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新论断新要求，尤其是关于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的重要论述，对于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考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40年来，在不断推进且永无止境的思想解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 2018年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指出，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2018年10月，习近...
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在思想解放和不懈探索中形成和拓展的。因此，要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准确把握思想解放与思想再解放中不变与变的关系；要直面民粹主义思潮挑战，保持思想再解放的信心和恒心；要发挥智库在思想再解放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代深化改革需要思想再解放，而哲学社会科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通过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质量，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推进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发挥其引领新时代思想再解放的作用，推动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
乡村基层工作就如同堆积木、建高楼和造人梯中最底层的部分，需有深厚稳固的地基和逐层减压。然而，事实上，呈倒三角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体系，将更多任务和责任层层下传，重压在乡村基层干部身上，乡村干部难以承受、苦不堪言。为乡村干部“减负”虽不是新问题，但却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
虽然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较为复杂，政府对基层干部提出的要求和配备的资源不匹配、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和扯皮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层干部的忙碌，但从根源上来看，政府系统的这根自上而下的大链条出现了问题，政府的绩效管理体系存在较为明显的误区。 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目标制订、绩效任务执行、绩效考核与评价以及绩效结果反馈和改进四个重要环节，来确保组织...
党员干部要注重加强自身修养，坚定社会主义信仰不动摇，廉洁奉公、清正为民，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同时在加强自身修养的过程中，要深刻意识到“养气”对于党员干部的重要作用，涵养志气、正气和锐气，三者缺一不可。
党员干部要明大德，铸牢理想信念，淬炼坚强党性，防止出现思想“溃坝”；要守公德，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要严私德，坚持戒贪止欲，约束行为操守，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内容。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需要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可以从内涵、价值、实践三个维度对这一引领作用进行解读。
当前，我国基层干部队伍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基层干部不敢干、不想干以及不会干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认清基层干部问责与激励管理制度体系存在的短板，精准发力，加快构建问责与激励并行的绩效考核机制、容错纠错机制以及公众监督机制。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日益频繁，拓宽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强化了人民群众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作用。这对于基层政府树立自身公信力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基层政府应通过健全舆情应对机制，加强新媒体运用能力，健全网络行为约束机制等措施，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
领导干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引领者。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例如，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要因时而变、能力要全面加强，相关制度机制亟待完善落实。为此，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思想，树立生态优先理念，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并健全考核激励制度，助力早日建成美丽中国。
城市生活成本过高，会增加人们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人们产生焦虑心理。降低城市生活成本，需要加快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降低住房成本；需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降低教育成本；需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降低个人支付医疗费用。
在网络购物成为消费常态的今天，消费者进行网购评价反馈不仅是行使一项重要权利，也是提供一种“准公共产品”。从现实发展看，网购评价系统越来越规范，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不可忽视，网购平台上依然存在经营者虚构交易以编造评价、诱导消费者不客观好评、消费者滥用评价权等问题。因此，应建立激励机制、多评机制、救济机制等多种网购制度机制，打造良好的网络购物生态。
随着自媒体对公民生活的全面渗透，自媒体在改变公民生活习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的价值观念，公共精神面临着失落危险。因而，认识自媒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把握自媒体的正向作用，发挥自媒体“传声筒”“网络社区”的积极作用，对于重建公共精神至关重要。
在社会化媒体与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与相互渗透的背景下，舆论场空间结构与舆情内容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转变。健康理性的舆论生态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舆论场重构的基本框架体系应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高度一致，并做到他律与自律统一、德治与法治统一、整体与部分统一、线上与线下统一、常态与动态统一、治标与治本统一等“六个统一”。
党媒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承担者，不论是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还是从维护自身生存发展出发，都需要将坚持党性原则作为立身之本。党媒坚持党性原则，需要着力强化各级党委的领导，建设优质工作队伍，转变语言风格，实现“媒体融合”。
在信息自由传播的网络空间，负面道德信息往往会弱化个体的道德观念、道德信仰等，阻碍个体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消解个体的道德能力。所以，应当创新道德教育理念，优化公民道德实践，提高主流道德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降低网络负面道德信息带给个体道德能力的不良影响。
诚信是一种品格，是安身立命之本。传承中华文化中的诚信精神，需从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三个维度出发，将诚信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诚信为基本道德规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当代诚信道德建设要主动汲取传统儒家诚信思想精髓，注重诚信制度建设与诚信教育，以诚信实践与发展为着力点，培养诚实守信的时代风貌，让诚信思想深入人心。
从流动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地域趋势和迁移模式等方面来看，可以分析出我国流动人口变化发展受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社保体系完善与否等因素影响，以此为据，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广大民营企业家须直面企业内部问题，注重规范经营和基本制度建设，重视人才引进和信息化建设，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在诚信意识、品牌意识、创新意识、契约精神的提升上不断发力，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企业的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互联网金融这一金融创新形式在大数据时代下既迎来了机遇，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加强同行业合作，依托大数据进行用户偏好分析，借助新技术加大对数据的保护等，可以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范畴不断扩展、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与此同时，农村金融仍存在诸多空白，需要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予以填补。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三农”金融发展平台、金融产品共享平台、农村征信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将成为填补农村金融空白的“主力军”。
发展电子商务意义重大，但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及时推进电子商务转型刻不容缓。面对电子商务发展失衡、传统业务模式固化等问题，国内电子商务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保障，依靠顶层设计、分类指导、模式创新助推电子商务转型。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政府规制互联网金融发展陷入两难困境，监管主体、监管时机、监管力度都难以选择。如果政府介入监管的时机正确，不仅能够纠正互联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能促进其取得更好发展。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呈现出独有特点，尤其在金融信息方面，互联网金融有严格的要求。互联网金融机构要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确保网络信息安全。为营造健康的互联网金融信息生态，应健全互联网金融信息生态法律机制、评级机制、安全机制和监管机制，利用这些机制确保完成对互联网金融信息生态的有效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在此过程中，跨境电商行业备受关注。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快速发展，应从法律政策、现代技术、人才培养、竞争导向、数据获取等几个维度寻求突破。
政府能否做到依法决策，直接体现着其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政府职能能否全面正确履行，直接关系到法治政府的建设。杜绝“四拍式”决策，实现政府决策的法治化，需落实公众参与、加强合法性审查、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增强决策透明度、严格决策责任追究。
小程序的应用已经构成了一个对于人们的生活、工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生态圈。各方应加大监管力度，加强责任意识，寻求社会共治的合力，通过科学研究和预测从基础阶段就做好防范违规违法风险的准备，并健全调解机制以保障小程序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热衷于寻求更“新鲜”的消费，于是各种各样“新鲜”的商品和服务出现，风险潜伏在消费过程中，容易被人们所忽略。随着“风险消费”的不断增加，我们应建立健全“风险消费”安全保护的相关法律，完善行政监管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保证消费者安全权的全面落实。
现代意义上的工匠精神具有严谨性、专业性、劳资同构性的特征，工匠精神的培育过程也正是工匠精神特征与内涵不断落实的过程。《劳动法》在该过程中通过“以权促义”的形式充分发挥着制度保障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劳动法》中的很多制度与工匠精神培育有一些不相适应之处，应通过完善《劳动法》来推进工匠精神的培育工作。
在行政法的保障下，实现残疾人劳动就业权，需要了解行政法在保障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的法律地位，明确政府在残疾人劳动就业中的责任。既要加强残疾人劳动就业保障配套法规建设，创建残疾人就业权执法保障体系，又要完善残疾人就业司法保障机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目标的实现。要确保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积极功能得以发挥，应构建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处理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推进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多元化发展，提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施效率。
在国际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只有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才能推动创新型产业发展。因此，需准确认识市场竞争的本质，从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与企业两个维度入手，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知识产权经济效益，筑牢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基础。
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一方面，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仍然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被新的理论所代替；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改变其在人们心中的“洗脑”标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提高解决改革发展问题的本领。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实现新发展的关键立足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认识，增进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发展现实实践的融合，促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处在当前这个转型时期，外部思潮和自身学习研究能力，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优秀素养与品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在涵养正气的同时，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有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中西方文化和哲学的相互融合，有利于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助力。当前，我们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的联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的融合发展。
对照历史先例，可以发现2018年底开始的此次政府关门事件既不符合议题之争模式，也非立场之争类型，而是独树一帜地开启前所未有的政治博弈路径，姑且可以称为由气势之争导致的政府停摆。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国际贸易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化进程遭遇巨大阻击。尤其是自2018年3月以来，特朗普陆续签署对钢、铝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的行政命令，以及对华贸易301调查备忘录，掀起了面向全世界尤其是面向中国的贸易摩擦。国际贸易摩擦成为近年来“反全球化”逆流的一个极端表现。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的诱因有很多，但当前最大的诱因或者说根源，是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潮。 从国...
美国非常注重运用经贸法律保护产业利益，常用手段有“两反一保”、301调查、外资安全审查、出口管制等。我国可借鉴其法律解释、政策协调、事实发现等能力和机制，在对外贸易中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到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成，是提升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不断加强思政教育，为社会发展提供更优秀的人才，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行，已经成为高校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高校思政教育只有坚持以创新与实践为抓手，才能让思政教育在新时代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获得感是评价思政教育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只有全力提升学生对思政教育的获得感，才能让思政教育更“走心”。目前，思政教育要以获得感为切入点，把握“三个结合”基本要求，以科学价值为引导，坚持以学生为思政教育的中心，转变传统评价模式，创新教学方法，让思政教育发挥更大功能。
思政教育与党建工作是高校发挥育人功能的两大重要支点，思政教育为党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而党建工作为思政教育的前行指明了方向，二者的协同发展有利于高校工作的全面进步。高校思政教育与党建工作的协同发展，必须要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对党建工作的推进作用，鼓励思政教师积极主动参与党建工作，不断提升高校党组织管理水平。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新时代各个领域的新需求和新期待，这构成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是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满足感。这构成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价值取向。
北京名人故居是在历史沧桑中积累下来的文化气息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这些名人故居，后人更能读懂读好北京的历史，更能明白一座城市的灵魂和价值所在。为了让这些名人再“活”上几百年，尽可能多地给后辈人以生活意味的启迪，为城市生活提供更丰富的滋养，应对名人故居的整体环境进行生态性的保护，并注重故居文化传承的有效性。
当前，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文化旅游更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拥有众多的名人故里，构成了文化旅游的丰富资源。名人故里的开发需要坚持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既为当地带来经济收益，更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发挥其教育功能。
发展区域文化产业，必须善于盘活优质文化资源，结合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构筑特色鲜明、协同推进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文化优势。我们不仅要打造富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群和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还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提升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水准，推动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层文化建设对于党内文化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应强化基层文化建设的功能导向。基层文化建设要强化服务功能和导向功能，完善基础设施，同时要深化基层文化建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文化建设不仅能够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有利于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面临文化公共服务落后、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主流文化日渐式微等问题。对此，我们应在农村文化发展中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文化建设的双向互动。
传统民间工艺不仅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传统民间工艺逐渐没落，甚至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当下保护民间传统工艺，需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充分利用创意产业资源，合理地完成民间工艺的创新处理，展示传统文化品牌的内涵，传承与发展民间工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作为支撑。我们要通过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发展传统文化产业、推动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德文化资源，可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丰富给养。优秀传统文化是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道德伦理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道德建设必须紧密结合传统文化基因。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之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少年教育及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紧密结合。
宋代是我国荒政思想渐趋成熟、荒政制度不断体系化与系统化的时期，不过，制度规定的细致、严密，并不等同于救荒的实际效果。实际救荒中，现行制度设计中或隐或显的冲突，救荒制度背后所涵养的文化理想与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张力，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地方官员救荒中的行政选择与施行效果。朝廷对地方官员救荒的奖惩，保证了救荒制度的执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