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富有特色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共产党富有组织功能、领导功能、表率功能、规范和约束功能。这些社会政治功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很多政党的重要特点，对于推进中国发展、维护国家统一，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保证政权稳定、防止社会动荡，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富有组织功能、领导功能、表率功能、规范和约束功能。这些社会政治功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很多政党的重要特点，对于推进中国发展、维护国家统一，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保证政权稳定、防止社会动荡，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消除贫困是世界性难题。环顾全球，十亿人口身处贫困，八亿人忍受饥饿，每年数百万儿童因贫困夭折……消除贫困，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贫困宣战。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百年大党，带领亿万人民向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迈进，打响了一场...
我国将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成为世界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脱贫目标，加速了全世界减贫的进程，为世界贫困问题做出巨大贡献。中国近年来快速脱贫与“精准扶贫”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精确到人、精确到时间、精确到目标、精确到政策，对“扶贫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作出周密部署，在2020年我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将全部实现脱贫，真正实现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中国的成功实践不仅印证了中国自身选择的脱贫攻坚的正确性，而且用无可辩驳的脱贫攻坚事实，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选择，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2020，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脱贫攻坚的成果无法巩固，那么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承诺也就很难实现。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既要保障脱贫人口不返贫，也要保证不出现新增的贫困人口。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制度创新，保持政策和机制的连续性、稳定性，使精准扶贫的成果不会因为精准扶贫任务的完成而减弱。对此，要做好精准扶贫的三个转变，即减贫的目标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减贫的区域从单纯的农村减贫转向城乡统筹；并在此基础上从精准扶贫转向全面的乡村振兴。
中国的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实践内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形成了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与此同时，脱贫攻坚实践和贫困治理进程中形成的相应制度安排、实践策略和有效经验，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创新案例和经验示范。
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事业正在逐步如期完成，越是接近终点，越需要我们遵循问题意识，妥善解决精准扶贫中仍存在的问题，以便补齐短板和夯实基础。目前亟待辨清和解决的问题包括：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做法、扶志与扶智方面的志短与智乏问题、产业扶贫挑战中出现扶贫变相和效率低下的难题以及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在选强选优、工作追责、权责冲突等方面的短板。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升2020年精准扶贫攻坚决胜的成效。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现了“驻村干部拼命干，村干部靠边站”的现象，这是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关系的严重跑偏，脱贫攻坚主角的错位。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必须对错位进行“正位”，让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形成合力，共同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脱贫攻坚的满意答卷。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在当前脱贫攻坚中，要做好帮扶对象工作，关键是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机衔接，充分发挥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效能，解决帮扶对象的问题。落实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才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总体性扶贫是扶贫主体从生产、生活、家庭和福利等方面为贫困农民提供全方位保障的一种扶贫模式。它改变了以往“输血”式扶贫导向，增强了为贫困户“造血”的功能，契合了贫困户家庭生产周期和家庭发展需求，既可维系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又可保持农村社区的活力，避免村庄的凋敝和空心化，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性扶贫也面临诸多瓶颈，可从强化扶贫企业社会责任、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加强扶贫企业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总体性扶贫模式。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大功告成，减贫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反贫困征程上还将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将扶贫工作做精做实做细，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为中国减贫消贫提供助力。
伴随精准扶贫阶段性任务的达成和扶贫开发工作步入常态化，我国2020年后的扶贫开发工作将面临四个重大的转型：首先，脱贫攻坚的治理形式将转向长效机制的建设。其次，绝对贫困的治理目标将过渡为相对贫困。再次，精准扶贫的治理经验将融入民生保障体系。最后，以农村贫困为主的治理对象将逐步调整为城乡贫困统筹治理。对此，应在相对贫困线设置、严防社会救助救济化风险、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推进“一体两翼”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国民教育、巩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成效和扩展社会福利服务等八个方面作出积极努力，以巩固我国脱贫攻坚工
领导干部的民主素养，体现在用人方面，就是要把握民主公开、竞争择优、虚怀若谷、知人善任的用人艺术；体现在决策领域，就是要把握规则合理、程序正义、兼听则明、民主协商的决策艺术；体现在用权方面，就是要把握规范用权、实效用权、依法用权、以公用权的用权艺术。
“基层庸懒症”的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运用系统思维，坚持整体治理和综合治理，一体化地构建起以精准识别机制和严格问责机制为主要构件的不敢庸懒的惩戒机制；以基层公共管理标准化机制、权力监督机制、优勤考核评价机制和全员聘任机制为主要构件的不能庸懒的防范机制；以教育培训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为主要构件的不想庸懒的保障机制。
具有去中心化特性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正无声地改变着现有社会结构，为21世纪的产业革新注入新的活力和灵魂。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人机互动的道路上尚存在着诸多的变数。未来若希望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除了不断推进技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让技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运行，以法律为媒介，令二者优势互补、取长补短。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化产业，近年来获得了快速迅猛发展，但也面临着乱象丛生的局面。为促进网络直播平台规范健康发展，须强化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监管和引导，制定统一监管法规、明确网络直播平台监管主体及职责、完善从业主体准入与退出机制、加强平台自我监管与外部环境监管等，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从固体的现代性到流动的现代性的转变，使得速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由此，青年人开启了“倍速生活”模式。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使得劳动者必须对自己的人力资本以“倍速模式”追加投资；从对权威的崇拜转为对榜样和偶像的崇拜，使得严明的纪律让位于人们的自律；消费社会的发展，使得青年人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考虑让位于欲望的即时实现和快乐满足。珍惜时光、提高效率本没有错，但如果一味迷信“倍速生活”，则反而容易欲速则不达，必须予以警惕。
流动人口的归属感或社会融入程度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在流动中国的时代背景和国情中，不应把流动人口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和“包袱”，而应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包容的胸襟、更科学的思路、更人性的举措，为人口流动打造更为公平的制度和政策基础，让流动者强烈的融入意愿，不再停留在意愿层面，而是落到实处；让流动人口以更强劲的进步力量，共同书写伟大的时代篇章，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有、共享的和谐社会。
社会对中产阶级的评判标准不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被中产”现象与统计方法的选取、收入之外的客观原因、比较对象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对于“被中产”现象，我们应该更多地关心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
城镇一体化发展是目前构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制度以及社会层面众多的阻碍因素，对此，可构建政治、文化、经济等全方位农民工市民化转化机制，加快改革创新的进程，加强职业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农民工基本素养，实现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依然存在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陈旧、治理范围狭窄等问题，迫切要求对乡村治理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应建立“一核多元”的治理制度，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加强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注重提高智能化与专业化水平，打造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促进乡村治理创新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韩两国的农村问题有着较强的相似性。1970年开展的“新村运动”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结构失调的困境，而中国当下正面临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因此，吸取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启示意义十分重要。
医卫健康工作战线要用先进的医卫文化塑造灵魂、培育情怀、规范操守、造就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是医卫文化的精神脊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医卫文化的价值支撑。要弘扬医卫健康崇高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好新时代医卫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
无论在何种语境下把握现实，技术、资本作为“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景观”，但要正确理解两者的“互动逻辑”却绝非易事，它需要突破人类“底层思维”的局限，需要跨学科基础上的另一场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个阶段，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理解和塑造势必要提升到更高层次，那么，突破认识论的难点，深入理解“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要依托先进的自然科学，引入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大历史视野，在更新人类学叙事过程中，辩证地发挥“政治权力”与“超级权力”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技术巨头的加速崛起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改变了传统国家行政主体权力运行的环境，而且重塑了公共行政和国家治理的条件和资源。新技术巨头如何展现出“超级权力体”的诸多面相，国家如何更好克服技术的深度应用所产生的潜在政治影响，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学课题。
建设制造强国，根本在于人才，重点在于培育高技能青年。只有符合制造强国战略的高技能青年不断涌现，不断向制造业集聚，才能够解决我国当前制造业人才总量规模和结构性矛盾问题。制造强国战略对高技能青年的需求是全面性的，既需要技能青年队伍不断进行技能学习，向高技能青年转化，亦需要从政策设计和环境培育等方面入手，让更多的高技能青年向制造业涌流。
建设制造强国呼唤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青年，应多方面引导广大青年增强本领并积极投身制造强国建设。为此，要加强顶层设计以形成有利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增强广大青年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守正，守住价值引领重心，根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站稳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聚焦和把握时代特征，从学理和实践两个维度出发，培养德学兼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培育青年的知识产权意识，是推动“双创”稳健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障。青年知识产权意识的培育还存在教育观念落后、教育方式陈旧等问题，对此，要在全社会营造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培育体系、完善知识产权运行与奖励制度，增强青年群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和能力。
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和经济转型任务艰巨两大重要挑战同时并存的局面，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局面，经济增长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潜力，这离不开中国雄厚的经济基础、不断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以及强大的创新活力和不断提升的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丰富的高质量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动能、日益增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支撑条件。只要我们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就一定能够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密切产业分工协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人才技术交流合作以及实现区域互信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民营企业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政府肩负着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搭建平台以及提供服务的重要责任，应加快构建民营企业与政府间的双向联动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突破。
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市场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须重点解决企业向经济型治理结构转变的问题，而科学配置控制权是增强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先决条件，唯有明确不同权利主体的职责，才能更好地优化组织结构，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僵尸企业”不仅会造成产能过剩，加重系统性金融风险，还会打破市场供求平衡。落实“僵尸企业”出清工作，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能正常运行。出清“僵尸企业”须多管齐下，应全面评估、分类施策，力求提高“僵尸企业”出清的精准性、强制性、市场性以及经济性。
拉美地区与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中心”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四种方案。美国和欧盟的方案无力应对拉美“新发展陷阱”。拉美国家普遍认可和接受“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认为中国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中心”伙伴。中拉应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拉美“四个脆弱”内部因素，打破欧美传统“二元中心”外部桎梏，助力拉美国家走出“新发展陷阱”。
区块链“气态化”趋势挑战了政府的监管能力，这种颠覆式创新冲击了既有规则和市场秩序，加剧了国际竞争与挑战。对此，应摒弃政策高度波动与运动式执法，考虑引入监管沙盒机制，有助于监管者在创新监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注重科学立法在区块链监管与治理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注重顶层设计与行业自律；严格执行法治精神，使监管与风险处置法治化。
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以来，我国开始探索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以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三权合一”，促进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高效化、便利化。目前，知识产权“三权合一”改革正处于“试水”阶段，虽取得一定成就，但依然残留大量问题，比如政策法规不衔接、行政执法不透明、司法审判不专业，亟待予以完善。
在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成果数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进程已然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除了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体系以外，还要不断强化相关法治配套措施，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知识产权主体的劳动成果得到保护、尊重和使用。
知识付费是互联网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性结果，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由于知识付费属于新生事物，现行法律法规难以实现对其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有效保障，因而亟待补齐法治短板。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筑牢促进知识付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治之墙”。
“小黑小恶”作为基层社会发展的毒瘤，不仅严重威胁着乡村群众生活的安全感、幸福感，还对乡村基层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小黑小恶”的治理要通过构建完善的乡村法治体系来规范、震慑乡村黑恶势力的思想与行为，消除黑恶行为产生的本源，净化乡村生活环境。
【调研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机关党的建设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抓好机关党建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各级领导机关高效贯彻落实中央治国理政、管党治党决策部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重要论述，坚持“党...
【点评嘉宾】 甄小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 谢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 竹立家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党建与业务“两张皮”是党建工作特别是机关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由于各机关不仅是权力集中、执政骨干集中、党员集中之地，也是业务工作繁重之地。长期以来，一些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业务轻党建、...
漫威用11年23部电影作品，打造了一个恢弘庞大的电影宇宙，掀起全世界“超级英雄热”。从濒临破产到重塑辉煌，漫威融合发展模式的成功并非一日之功，是内容、资本、营销等多方面的共同推动造就了现今漫威强大的综合影响力。对于我国文创产业发展，漫威在内容建设、价值传递、IP运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成功颇具启示意义。
在这个信息高度膨胀并具有极高共享度的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国诞生之后，数据资源助力中国文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应该注意的是，数据资源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面对结构化的数据库或知识库，学界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需要转变。
培育工匠精神有助于推动中国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快餐文化、传统观念和短缺经济等因素影响下，工匠精神尚未转化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价值信仰，因此，应当通过培育精益求精的观念文化，建构求实创新的价值文化，建设公平竞争的制度文化，为工匠精神培育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新载体、新业态层出不穷，互联网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内容领域滋生了新的侵权行为，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网络直播成侵权“重灾区”。鉴于司法保护具有滞后性、高成本等特点，行政保护应承担起网络版权保护的重任，积极预防网络侵权行为，构建和谐网络秩序。
数字化出版时代，传统纸媒转型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纸媒应发扬自身优势，以阅读内容为中心、以用户服务为目标，建立以传统纸媒为核心，融合各类传播形态的立体化出版模式，推动传统纸媒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
清代前期的财政体制是传统中国财政模式的代表，“不完全财政”是它的典型特征。不完全财政体制主要表现为官吏薪俸低微、地方经费缺乏、军费开支不足，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民众负担加重、国家税收失控。在民主法治的中国，清代“不完全财政”的制度条件已不存在，但其缺陷仍然是我们制度建设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