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读者书
庚子之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初春伊始，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在全国各地打响，让春节本该拥有的喧嚣和热闹归于沉寂。不同于十七年前的非典时期，新媒体时代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更加特殊、更加多变：病毒的强大传播性、感染性、隐匿性等特征与春运期间大规模流动的人口和网络时代如潮水般奔涌而来的信息相互交织，使一次发生在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疫情...
庚子之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初春伊始，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在全国各地打响，让春节本该拥有的喧嚣和热闹归于沉寂。不同于十七年前的非典时期，新媒体时代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更加特殊、更加多变：病毒的强大传播性、感染性、隐匿性等特征与春运期间大规模流动的人口和网络时代如潮水般奔涌而来的信息相互交织，使一次发生在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疫情...
中美两国因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不同，生活在各自的“洞穴”中，因而可能习惯以自己的“心智模式”来观察对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焦虑、失望、恐惧等情绪开始在美国政界乃至社会中蔓延。之所以如此，同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误解有关。中国的经验证明，“洞穴假相”是能够消除的，“心智模式”是可以改善的，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是能够建立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要“读懂中国”的原因即在此：不仅外国人要“读懂中国”，中国人也要“读懂中国”，同时也要“读懂世界”。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突如其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能不能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总体看，在抗疫斗争中我们的干部队伍是好的，是经受住考验的。广大党员、干部坚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历来为中国共产党所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和严重扭曲的权力观念，也是此次疫情为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带来的严峻考验。察实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依纪依法惩处失职渎职者，更是党中央发出的坚决反对和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强烈信号。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斗争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不止是体现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对于党中央从严监管干部、深入整顿干部作风的种种举措，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攻坚阶段复杂多样的问题和矛盾，一些县处级领导干部、基层干部、普通干部面对新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节奏存在着“不适应”，也有部分干部在决策、管理、服务等工作的不同环节出现了“不适应”的状态。对此，“不适应”并非懒政怠政的借口，新时代各级党员干部只有转变工作思路、适应新的工作节奏，才能积极
根据干部的认识水平和行为表现，可以把干部的“不舒服”“不适应”类型归纳为以下几种：“面具型”干部和“走秀型”干部，表态多、调门高，实则行动少、落实差，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懒惰型”干部和“佛系型”干部，对新形势、新变化和高标准新要求认识不到位，思想懈怠，习惯于“等靠要”；“焦虑型”干部和“蛮干型”干部，因能力不足或对工作过于自信而致工作方法不得当，达不到上级和人民群众的要求。
近年来，中央加强了对基层干部的正向激励和关爱、减负，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干部仍然存在一定的心理不适感。基层干部心理不适感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要认真分析和对待这一现象，有针对性地化解和防范基层干部担当作为过程中的心理不适感。这对激发基层干部活力、提升基层战斗力，尤其是对当前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客观辩证地看，一方面，当前一部分党员干部感到“不舒服”和“不适应”有正面和积极的影响和意义，但另一方面，在新形势新挑战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公务员管理办法也需要进一步改革，以便于更有效地激励党员干部，释放党员干部的活力和创造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一次大考。在战“疫”中，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广大党员干部也展现出坚定的使命担当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下阶段为彻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各级党组织应针对问题、抓住关键，在斗争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的工作实绩作为领导干部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展现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难啃的骨头越来越硬，部分干部“不舒服”现象油然而生。和平建设时期，无论面对多少困难、承担哪些重任，与革命年代的生死考验相比，都无法同日而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敢于迎接“不舒服”的历史，从而创造了别样的历史图景，打开了“舒服”的新世界。从“不舒服”转变为“舒服”，蕴含着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历史辩证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主动适应“不舒服”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政治品格。
干部“升迁快”“履历”丰富并非等同于“成长快”。正确理解干部成长，需要与解决复杂矛盾、推动建设与发展的能力联系起来。能力增长得越快，说明干部成长得越快。能力的锤炼和增长都是在复杂环境中获得的，干部只有走出“舒适区”，不断直面问题、解决矛盾，在“实干”中才能真正体会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所面临的压力，思想上才会有触动和改变，能力上、作风上才能获得真正的锤炼和成长。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到来和风险状态下能否进行科学决策的一次检验。为了尽快阻止风险升高、危机蔓延，亟需领导者对诸多不确定性和高危险性因素进行紧急处置，针对突发事件做出科学、合理、快速的应急决策。对此，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但要具备正常状态下常规决策的本领，而且要练就特殊状态下应急决策的真功夫，包括信息获取与事态研判、依法决策与专业决策、方案抉择与权变应变的本领。要扭转危机治理的被动局面，必须有针对性的改进决策机制，提升领导干部在逆境中的决策能力
新时代激发广大干部担当作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赢三大攻坚战的必然要求。当前一些地区的一些干部存在“不适应”“不舒适”甚至“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政治上冷漠”“工作上平庸”“管理上失当”，对此，要重点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坚持鲜明的实绩导向、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三个方面下功夫。
“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的结合，即纵向发包与横向竞争的结合，对基层干部群体来说，经常面对的问题是无边际的政治责任下放和没有节制的行政任务下派。基层干部工作繁重、压力过大，加之待遇水平低，晋升渠道窄，一些基层干部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心结”，因失落焦虑感到“不舒服”“不适应”，对此可通过减负增能，变层层传导压力为层层履职尽责，健全科学合理选任干部的机制，保障基层干部基本权利，使基层干部身心得安，重塑进取心。
当前部分基层干部的“不舒服”折射了从政心理和公仆信念、身份认知和角色定位、政治生态和干群关系的某些变化。基于正确的苦乐观、知行观、官民观，干部“不舒服”的积极方面是“不敢懈怠”“舒卷张弛”“服务群众”。从寄情于民、思之于民、为之于民等方面增强本领、转变观念、改进作风，可以把干部的“不舒服”转换为百姓的“更舒心”。
在战“疫”过程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具象化呈现，中国的制度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蕴含的客观规律由此得到彰显；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精准回答了“初心”命题，体现了其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能动性追求。这两者的集成，即战“疫”以制度优势回答“初心”命题，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能动把握。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领导干部对生命的敬畏程度和对公众的责任意识。一次简单的采访因为当事干部全程脱稿而冲上热搜，看似只是时势使然，但从本质上反映了当前民众对部分干部忘记初心、能不配位、没有担当、脱离群众的强烈不满，对干部守初心、有能力、有担当、接地气的热切期盼。更进一步，还反映出民众对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深期待。
提升化解公共危机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转型阶段。这对国家应急管理的决策过程、执行效果和监督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亟待通过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和个性化治理，以科技手段打破“事后应对”和“忙于应付”的被动治理模式，增强事先预警和风险排除能力，以科技支撑赋能公共危机治理。
数据治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机遇，尤其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数据信息技术和大数据资源可以有效畅通信息渠道，助力提高决策效率。同时，数据治理中显现的系列法治问题也亟待完善，比如公民数据隐私权益的保护、数据治理规则的科学制定、厘清数据权属及授权的实体规则和程序机制等。
“避责行为”是在反腐态势持续高压和外部监督趋严背景下，部分党员干部所产生的消极态度及行为，其主要表现为作风不实、利益至上、不思进取、不敢担当等。要转变这种不良风气，应从强化学习、提高本领、激发动力等几方面发力，引导党员干部树立责任思维，使其在干事创业中底气更足。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些人存在着战“疫”信心不足、斗志薄弱、作风不实等问题。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不仅要做到科学决策、迅速行动、全面防范，更要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历史与实践证明，伟大的革命精神始终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攻坚克难，取得一次又一次革命胜利的精神武器。当下，我们要以革命精神中蕴含着的必胜信念、高昂斗志和踏实干劲为战“疫”提供充足的精神动力，确保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大疫如大考，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为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我们要破解局部性失衡困境，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发展“新业态”“新零售”，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战争，答好疫情大考的“民生卷”。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冲击。但疫情压不垮中国经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要坚定信心，多措并举统筹好经济发展，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2003年“非典”疫情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明显提速，特别是新医改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初步搭建了“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筹资机制”的制度框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响应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网底作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竞争机制等方面存在短板。下大力气补短板，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人口老龄化引起社会结构、消费结构、保障制度、福利供给等全方位、多方面、深层次的变化，是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老龄化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很难适应新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的需求。因此，可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的多元共治体系，推动老龄化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在老龄人口总量不断增多的同时，我国独居老人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独居老人养老难问题日益凸显。经济来源、健康状况、精神压力、生活自理等都是造成独居老人养老难问题的原因，要想消除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必须对症下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反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在《贫穷的本质》书中揭示出，贫穷的本质是穷人处于弱势的发展处境。党的十八大至今的扶贫实践表明，围绕如何改善和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处境，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消除绝对贫困指日可待。2020年是精准扶贫“收官”之年，接下来扶贫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精准扶贫时代，必须立足和总结已有扶贫基础和扶贫经验，同时结合国际反贫困治理经验，重新审视贫穷的本质和意义，并建立更加科学化、常态化、长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反贫困治理机制。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依靠整体性社会动员机制、织密的社会治理网络与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此次疫情暴露了社会治理领域风险防控存在诸多问题。为此，疫情防控需要高度重视各类风险教育，完善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着力提升依法防控水平，不断优化干部用人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社区防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和短板。要认真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教训，多措并举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夯实社区疫情防控共同体。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同步性工作，基层治理不仅是城镇吸引人口的“王牌”，同时也是稳定城镇发展的“法宝”。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加速，基层治理工作跟不上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为此，有必要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促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效果的双提升。
在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正在逐渐凸显出来，大力推进“三治融合”，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效率也成为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基层治理要找准切入点，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效能发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促进乡村发展。
近年来，“获得感”日益成为社会热议、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吸引大量交叉学科研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要破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更好回应社会期待，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采取了“饱和式”应对策略，主要体现在政府、企业及机构、社会民众等多元主体联动打造出全域防控体系。从其正面效应来看，全民监督提升了疫情防控实效性，自发自觉抗疫增进了民族凝聚力，传播暖心故事有效化解了社会焦虑感；从其负面影响来看，“饱和式”应对易引发恐慌情绪，导致网络谣言滋生，从而招致负面攻击。要实现对疫情舆情风险的有效防控，可通过主动发声实现信息公开透明、及时解疑答惑消除外界质疑、建立健全舆情联防联控系统等途径实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形成挑战，在疫情防控体系中，信息传播体系居于重要位置，舆情应对与病情应对居于同等重要位置。好的舆情信息传播体系为公众提供作为精神必需品的“真相”，以持续滚动、多样视角、不同层次的信息来满足舆论场需求。对舆论场中的谣言要做分类处理，避免过度反应，根据不同类型谣言的特征、危害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特别要注意国际舆论中的攻击性谣言。为了调节疫情期间的社会情绪，要在全社会涵养社会理性，提高社会治理的成熟程度与人文涵养。
信息“中毒”不仅干扰个体的行为决策，搅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干扰疫情防控的全局工作。需要理性认清人们在应急时期接受信息的心理规律，采取堵疏结合的策略，通过信息主渠道，加大宣传党的坚强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及时公开回应社会热点和民众关切，快速恢复和提振社会公信力，增强人们的“信息免疫”能力，为疫情防控取得最终胜利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应推进理念、内容、方式、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重视对媒体资源的整合、变革，构建舆论传播新格局。我们应在聚焦信息传播内容、技术、方式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舆论引导时效性，把握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掌握舆情引导主动权。
近年来，随着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不断增多，对干部进行问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进一步提升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需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优化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社会协同的问责主体结构，从而重构政府问责路径，增强我国绿色发展能力。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思想内核，反映国家安全的根本属性和基本诉求，对塑造和维护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面对互联网这一国家安全的最大变量，安全问题日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态势，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复杂风险与挑战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针对当前公共传播领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等问题与挑战，需要从“非传统安全”视角切入，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展开讨论。
在绩效导向和能力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通过教育而获得文凭是其实现社会流动的最重要途径，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逻辑被认为是酿致诸多教育不公平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教育发展不公平、不均衡的延续不仅会导致教育获得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现象，还可能阻滞社会流动并加大阶层固化的风险，从而对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造成掣肘。推进教育公平是防治社会阶层固化风险的先在基础，而其重中之重就在于推进教育供给侧，形成相对公平、均衡的教育发展生态，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奋斗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从而建设一个活力充盈的社会和繁
新兴媒体以更高的传播效率、更广泛的传播覆盖、更深入的传播影响而成为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一个有效载体。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文化，为培育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校要建构现代思政育人新模式，通过打造思政“网红”抢占传播高地，不断增强学生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在沧海桑田中读懂历史必然，感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美；透视皇皇巨著读懂实践真理，感受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之美；在开创时代新篇中读懂实践力量，感受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之美，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近年来，“校园贷”引发的恶性事件持续发酵，对学生身心健康、高校和谐校园环境、社会法律信用体系建设等均产生不良影响。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及“校园贷”的野蛮发展，要完善相关立法、健全监管机制、规范纠纷处理，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整治“校园贷”，努力营造积极和谐健康的校园环境。
重要发现 智慧社会是高度被感知和高度智能化的社会，约七成受访公众表示了解智慧社会相关的内容，而创新是多数公众对智慧社会的第一反应或印象。他们认为建设智慧社会要优先解决数据应用、思维创新、基础通信、数据处理、信息安全等挑战。 在当前的众多城市中，北京是多数公众眼中的智慧城市典范。受访公众对北京在“防控犯罪”“获取交通信息”“交通安全”方面提供的生活便捷感和...
2003年爆发的全球SARS疫情使得各国对原有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危机管理进行了反思和改革。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高度重视。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和管理方面带有一些共性的做法，如开展早期预警监测、部门协同和资源准备、科学的管理体系、及时到位的科学研究以及不断更新的防控理念和手段，其中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在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45位总统中，曾有3人遭到弹劾，但至今尚无总统被弹劾下台。事实上，无论是1999年的克林顿弹劾案，还是近期的特朗普弹劾案，其背后都有着强烈的党派斗争色彩。在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总统弹劾越来越成为美国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党同伐异的紧张态势，使得两党对抗更趋激烈。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贸易自由主义能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保护主义是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必要措施，这是建立现代工业的前提和要求。当保护主义达到国内市场饱和状态时，自由主义就成为必然性选择。自由主义意味着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扩散，会在一定程度上培育竞争对手实力，反而使自身具备再次转化为保守主义的可能。但总体而言，保护主义仅仅是过程，被自由贸易取代才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工业文明到数字社会，文化和旅游业的数字化进程从未停止，数字化正与资本、知识、创新等要素一起，激活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叠加催化产业新动能。从顶层设计到底层建构，数字化不仅改变了需求端的认知与行为，变革了供给侧的生产与交付方式，也完善了行政监管手段，提升了公共服务效能。数字文旅概念的提出与运用，能够有效促进文化产业进步，但也需谨防概念泛化、炒作和虚化的倾向，要主动接受市场的检验，让游客和民众有切实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随着我国旅游行业消费不断升级，旅游消费代理模式逐步被线上平台模式取代，在线旅游占领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多的在线旅游企业开始注重优质旅游资讯内容的打造。在线旅游业内容生产不断加强的同时，内容虚假、品质不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出现恶意刷单及虚假点赞等种种不良现象。对此，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共同体，形成内容治理和发展合力是在线旅游内容治理的破解之道。
中国的“家文化”源远流长，对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广泛深远。“家文化”理念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家文化”理念在处理个体与集体、责任与权利的关系上具有独特的内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借鉴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文化的滋养，要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运用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共有、共识、共享，夯实各民族团结奋进、共同繁荣的思想基础，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调推进其他各方面建设的灵魂所在。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文化建设应引入青年人才，发挥青年才智，依托新媒体技术，发动青年传播“基层好声音”，充分展现青年干部队伍的创新效能和干事精神，以“青春活力”推动基层文化建设水平提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时代张力体现为争取民族独立的“站起来”的精神支柱；体现为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富起来”的活力之源；体现为不断趋近民族复兴梦想、不断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强起来”的精神支撑；体现为科技信息文明时代立德树人的思想宝库；体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因而，中华文化作为砥砺中华儿女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必须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
唐代长安城的空间布局是古代统治者城市建设理念的典型体现，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城市发展的集大成者。唐代城市社会建设与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特点，就都城管理而言，核心问题至少包括对空间的布局和管理、对居民时间的管理、社会治安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