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如何转危为机
新冠肺炎疫情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冲击着中国经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大，特别是疫情向全球蔓延有可能“倒灌”影响中国经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但应对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变革将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推动经济恢复和振兴，短期应以救助中小微企业、困难群体和畅通经济循环为主。中期则要立足于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施疫情后经济恢复和振兴一揽子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冲击着中国经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大，特别是疫情向全球蔓延有可能“倒灌”影响中国经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但应对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变革将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推动经济恢复和振兴，短期应以救助中小微企业、困难群体和畅通经济循环为主。中期则要立足于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施疫情后经济恢复和振兴一揽子方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正处于持续发展、广泛变革、深刻调整的关键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着历史性变革。无论是以小概率出现和发生为典型特征的“黑天鹅”事件，还是以正态概率分布为显著特征的“灰犀牛”事件，都是这一时代的典型标志，也是世界秩序演化乃至重构的关键性因素。在这一背景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至今已席卷200多个国家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剧烈变迁和演化。“黑天鹅”事件、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战“疫”，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破坏了国际社会的稳定性，并成为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但也为各国团结合作提供了历史机遇。对此，中国需要以超凡的勇气、超常规的战略大刀阔斧地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体系高质量建设，启动医疗卫生体制升级改革，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以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国际合作为契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当前，曾经推动全球化的力量正在转变为阻碍全球化的力量，全球性问题正呈现新的特征，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了新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联、休戚与共的现实，指明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性愈益凸显。
新全球化是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国际社会的主要思潮。世界各国人民的奋发拼搏和担当有为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瞻性、深刻性、正确性。新全球化思潮折射出了人类友好交往的深情厚谊、消除成见的宽宏气度、文明进步的共同福祉，其凝聚的强大力量为人类早日实现大同梦想提供了强大助力。
在全球抗疫中，各种社会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姿态粉墨登场。其中，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值得关注。全球抗疫充分体现了人类应有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全世界对人道主义精神中所包含的人性、自由、博爱的呼唤和向往。但同时，疫情的阴影也让抽象的人道主义甚嚣尘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给全球抗疫注入了消极因素。对此，中国人民应与全世界人民一道，尊重人的生命及尊严，践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在全球抗疫时期，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上演了一出出荒唐的闹剧，凸显出“普世价值”的“非普世性”。其不仅给全球抗疫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使一些国家错过了抗疫的最佳时期。当前，我国的抗疫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持续转化，我们应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变成我国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契机，使中国人民在身体和精神上对于各种“病毒”都具有免疫力。
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部分国家和媒体固守种族主义的歧视和偏见，将新冠肺炎疫情国别化，对中西方的抗疫措施搞双重标准，呈现出扭曲的“中国观”。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向全世界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和担当，我们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种族主义的傲慢，齐心协力、精诚合作，才能共尽保护生命的责任。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暴发和扩散，早已存在的排华主义似乎也扩散开来。对于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有所扩散的排华主义，中国需要采用软硬两手策略。排华主义本身不会自然消失，以后还有可能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强化。因此，需要从世界经济政治总体格局的变化来看待排华主义的长期发展，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应对排华主义。
无论是从传统安全的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西方”阵营都是客观存在的。在西方国家内部，极端势力的增长动摇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础。在国际范围内，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不断增长，削弱了西方国家发挥影响的能力。“西方的缺失”不仅是西方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遭遇到多重政治阻力的情况下，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何去何从，也成为世界各国需要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长久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在人们头脑中构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框架，使国际社会一些民众对中国存有误解误读和负面认知。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逐渐完成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角色转变，其中既付出了巨大努力，也遭受了来自一些西方媒体的攻击和偏见。然而，面对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不掩饰、不回避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国际舆论氛围发生改变，令诸多对华的偏见和谣言不攻自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的契机。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全球应对，可谓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对国际关系格局构建最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它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全球化内涵的理解，迫使人们反思并调整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的传统认识，推动产生一个真正合乎人、自然与国家协调发展的新范式。基于中国对全球抗疫所作的贡献，中国的主张将会有效地内化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新规范，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的前景是乐观的。
“中层危机”是公务员队伍中少数中层干部存在的恐慌心理。“中层危机”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紧张焦虑导致心理抑郁、过度透支导致身心俱疲以及希望破灭导致逃离体制。其成因在于少数中层干部思想偏执，心理疏导不强；面临工作超荷负载，但减压途径匮乏；激励机制不强，职业认同感缺失。化解“中层危机”，中层干部自身要摆正心态，调整情绪，不断学习，保持创新活力；单位和领导干部对中层干部要进行减压疏导，加强人文关怀，强化正向激励机制，从而激发中层干部内生动力。
基层乡镇面临着“新人不愿意去，老人不愿意干”的人才困局，且有愈来愈严重趋势。这一困局的形成由来已久，构成原因错综复杂，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层组织的制度激励机制发展滞后，缺乏创新。破解基层人才困局的根本，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制度改革，要用制度机制给予基层干部充分信任、用制度机制给予乡镇政府完整授权，用制度机制给予有力保障，用制度机制给予正向激励。只有建立了系统高效的制度体系，真正用制度的力量，留住人心、留住人才，并给予各类人才作用发挥的最大制度空间，才能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持续的人才保障。
政府治理中的“数目字管理”在促进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改进政府绩效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虚假流量”，从而扭曲信息，误导决策。“虚假流量”的产生很可能是技术因素造成的，可以从责任认定、考核指标设计、考核方式等方面改进“数目字管理”，根除“虚假流量”。
自媒体内容创业聚焦于优质内容的精耕深化与精准传播，能够以多样化形式实现优质内容的商业变现与流量曝光，催生内容产业的商业新形态。然而，在“沙粒化野蛮生长”的演进路径下，自媒体内容创业产生了部分异化，具体表征为平台的资本化、流量神话下的技术博弈及被数据裹挟的内容产业。应当通过探索虚拟化社会管理模式、推进内容创业的制度化建设及加强内容创业的过程管理等方式，矫正自媒体内容创业的异化问题。
政府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对于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促进农民群众切实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有效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成效，各地方政府应构建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教师培训力度，完善农广校培育方式。
动员驻街道社区内的所有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需要一组新的政策工具或机制。清单制作为技术治理工具，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中具有重要功能，是一种机制创新。基层党组织是联合其他参与者一起行动，撬动资源、行为和政策变化的催化剂，是推动新的机制有效运转的根本保障。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在重大任务、重大活动、重大工程、关键时期，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推进落实意义重大，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走向高质量高水平。
在通信技术、互联网平台、数字化工具的推动下，远程办公得以实现，工作在时空上更具弹性。但是，远程办公还面临着组织内部信息安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任，以及公私领域、工作与家庭领域边界模糊化等问题。远程办公模式的普遍化和持久化取决于管理变革能否与之匹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
农村疫情防控属于整个防控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乡村保持稳定并较好地切断疫情传播，为城市疫情防控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而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人口流动问题。因此，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工作，需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结合社会流动人口状况，调整疫情防控思路，升级疫情防控体系。
实地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存在“浪漫的田园牧歌式情怀”和“似是而非的逆城市化暇想”两种思维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这对当前正在贯彻落实的乡村振兴战略产生了明显的干扰和冲击。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这个时代大背景和发展大趋势，分析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积极推进本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传统农业农村向现代农业农村的转型。
未成年人隐私问题常被社会、学校及家庭所忽视，对未成年人内心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为有效保护未成年人隐私，避免在司法活动中产生二次伤害，未成年人隐私保护法律措施需不断优化升级。要树立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意识、健全法律措施实施体系、建立配套机制、加强法律人才培育，全面做好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及防止二次伤害工作。
农地流转符合农业生产机械化和适度规模化的需求，同时也会导致失地农民的数量增加。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失地农民更是处于弱势地位，农地流转背景下社会资本参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有助于缓解这一现实问题。要通过积极的社会资本融入，形成失地农民的有效利益联结。为此，需注重社会资本参与的规范性，从法律规制层面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
一直以来，我国对卫生健康教育高度关注和重视。卫生健康教育能够增强民众的卫生健康素养，能够推动和加速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从“常态化”和“及时性”等方面入手，加强卫生健康教育，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人口流动是新型冠状病毒迅速传播的成因之一。而我国人口流动存在规模过大和盲目流动等问题，针对民工流动、知识阶层流动、学生流动和人口跨国流动的特点，建议减少人口流动平均距离、搞好户籍改革和积分落户等具体措施，从而促进人口流动迁移良性化发展。同时，我国还应全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构筑人类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
从网络赋予网民对话与沟通的那一刻起，网络暴力便已存在。网络暴力的传染性更强、传播性更广、危害性也更大，给个人、群体以及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甚至是灾难性后果。我国针对网络暴力的立法，分散在未成年人保护、人格权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当中，网络暴力的存在形式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动态变化的，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网络暴力。
类案思维与民营企业法治体检的精准化高度契合。律师可以帮助企业从类案中选择交易模式、提炼交易规则、预知经营风险、挖掘管理漏洞、评估诉讼风险。律师可以针对体检企业及其合作企业、以及这两类企业的类似企业开展类案检索，在对类案展开分析时需要区分案例的效力层级。法治体检中类案检索应用的方式包括通过类案宣传开展风险警示教育、向企业提供决策分析、向国家机关提供意见建议等。
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法律保障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弱势者对金融权利的维护。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法律体系，要从制度设计、法律框架、监督机制等方面展开，进一步明确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法律地位，加强对农村普惠金融的管控。
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应以法律为武器调整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法治建设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影响，明确技术开发者的法律责任，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法律监督，并同步强化伦理道德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的稳步发展。
人脸识别作为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成为各国争夺的新兴技术战略高地。相伴而生的数据权利、信息安全及隐私保护等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从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以机构为主体的权利设置和以流转为抓手等方面着手规制人脸识别技术，可平衡人脸识别技术发展与公众合法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架构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及社会发展现状的良性法律规制体系。
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桥梁，在给我们提供“足不出户，知天下事”便利的同时，对公民的名誉权保护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名誉侵权问题屡见不鲜。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尚未形成一套专门针对名誉权的保护体系，而是把媒体侵犯名誉权案件当作一般的司法案件进行处理，未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对此，应整合网络立法，建立责任审查制度，强化网络执法，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在G20国家中，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整体偏强，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从G20国家治理指数分项指标看，在健康指数方面，发达国家表现强势，G7成员国和澳大利亚排名靠前；在教育指数方面，多数发达国家的排名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沙特、中国和巴西表现突出；在生活水平指数方面，大部分发达国家属于中上水平，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在...
“自干五”是指自发自愿自觉、客观专业理性地阐明事理的爱党爱国爱民的网络群体，在网络舆论空间中有其独特的角色定位。他们在话语表达上呈现出论辩式、情感化和萌化的基本特征，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说理能力，发挥着凝聚社会舆论共识的功能价值。作为结构松散、流动性强的自组织网络，“自干五”群体也容易受到各种干扰或破坏力量的负面影响，需要从统一战线、媒体支持和自身素养等方面加以引导。
在后真相时代，越来越多的诉诸情感以获得流量的自媒体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发表一些故意制造矛盾、煽动网民情绪的内容，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于自媒体大号的失当网络言论必须加以规范管理，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努力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和共情能力，多方合力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环境。
2020年1月20日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为全国上下一盘棋有力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汇聚了宏大力量。我们要把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放在首要位置，努力将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讲清楚、说明白。坚决反击、驳斥污蔑、诋毁中国的言论，加强对抗疫期间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担当的宣传阐释。
近年来，网络媒体为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持续向用户提供定制化、精准化服务，最大限度迎合用户需求，却无意间加速了“信息茧房”效应形成，对用户、社会等造成一定危害。应当加强媒体行业自律和监管、优化信息推荐机制、提升用户媒介素养，逐步帮助用户走出“茧房”，促进多元化、全面化、综合性发展。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面对社会思潮多元多样、网络谣言屡禁不绝、舆论生态相对脆弱的现实环境，澄明言论自由的实质与边界，引导公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言论自由自信，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言论生态，从而为实现民族复兴汇聚起强大的思想共识。
特朗普政府于今年年初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使巴以问题再次成为中东政治焦点。国际社会纷纷做出反应。巴以冲突症结何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为何偏袒以色列，年初抛出该计划欲意何为？深入分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量。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该计划再次激化了矛盾，无助于推进巴以问题的解决。中国支持“两国方案”，愿本着发展促和平的理念，与巴以开展互利合作，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法国退休制自其滥觞至今，具有鲜明的“碎片化”特征：统一退休制与特殊行业退休制交织在一起、固化的现收现付制让脆弱的社保基金分裂、繁荣时代建立的福利社会与当前的国情脱节。改革势在必行，法国政府却面对收支平衡、民主诉求、经济增长与福利保障的博弈三重困境，而能否突破阻力，养老金制度改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还有待观察。
不确定性是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之一，这在中美关系中亦有相应体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对中美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对中美关系认知负面概念化、研究局限化以及主动塑造意识不强等，是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此，我国应着力增强战略定力，全面提升在中美关系塑造中的主动性、开拓性、坚韧性，为积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作出不懈努力。
近年来，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取得了很好成效，同时也面临着尚未形成完整上下游产业链、东盟各国技术标准差异较大、产能合作领域有限等问题。可通过加强境外产业园建设，鼓励中小企业参与“集群式”发展，扩大中国技术标准应用范围，创新第三方市场合作，不断完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机制，构建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平台。
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满载中国物品沿途访问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及非洲东海岸，开辟中国至印度洋航路，推动国内瓷器制作、丝绸纺织发展，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鼎盛时期，其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原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