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建校100周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哈工大始终秉持“听党指挥、跟党走、为党分忧”的鲜明政治本色，坚持“立足航天、服务国防、长于工程”特色办学，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打造了一支许党报国的哈工大“八百壮士”教师队伍，实现了从一所培养铁路工程师的工业学校到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样板高校、再到扎根中国大地的一流名校的历史转变，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历史样本……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日益恶化，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6月22日15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235.6万人，死亡122248人。随着美国各州逐渐进入第二甚至第三阶段“重启经济”，近日来，多州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情况。美国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是全球最多的，成为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震中”。近期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发的...
种族主义偏见使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不断妖魔化中国政府的抗疫努力，也使得西方国家的东亚人尤其是华裔或中国人面临严重威胁。同时，种族主义偏见也迟误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抗疫斗争。近期发生的非洲裔男子被白人警察跪压脖颈致死的种族主义事件使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的美国更加雪上加霜。新冠肺炎疫情以惨烈的事实和鲜活的形式再一次证明，整个人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任何以族划界、以国划界或以自我群体为中心的处事方案，都不仅有害于自身，而且将整个世界置于巨大的风险中。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统计显示，黑人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是此次疫情受创最重的群体。贫困、不完善的医疗保障体制和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等结构性问题，是其症结所在。此次疫情是否会成为美国“浴火重生”的契机或者沦为《大西洋月刊》所说的“失败国家”，尚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疫情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失误频频：在疫情发生前漠视专家预警；对于疫情的预测，情报界集体失声；疾控中心自行研制的试剂盒出错；淡化疫情风险以及非药物干预措施出台迟缓。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失误；独善其身的拦挡式抗疫策略难以奏效；经济与大选的考量束缚了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行动；白宫国安会内部应对卫生安全威胁的机制欠缺。
在诸多导致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因素中，国内政治斗争尤其是党派政治斗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疫情期间，两党格局再次暴露出其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导致政府应对疫情的效率降低，撕裂社会抗疫共识，带来应对疫情的局部政治失灵。在党派斗争下，美国抗疫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加剧了疫情扩散，制约了抗疫效果，导致国际抗疫进程严重受阻。
美国应对疫情失利与联邦制运转紊乱失序以及自身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有关。州长与总统之间的频繁“对骂”已然构成美国抗疫政治的常态性现象，联邦政府以及各州之间也不断出现相互争抢医护物资的独特场景。美国联邦制下选举政治实践的荒腔走板，加剧而非缓解民众深陷疫情难以解脱的困境。
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一个多元化、市场导向为主的体系，其形成受国际政治地位和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带有清晰的霸权服务导向，在医疗应急方面还有些混乱，尤其是在这次疫情中，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声音和措施，经常有相互矛盾甚至是摩擦之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医疗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美国公共卫生体系一些结构性缺陷，如公共卫生疾病监管程序复杂，医疗保健体系过于依赖私人执业人员和私营医院，医疗物资制造业空洞化，等等。应对疫情，美国既需要不断完善国内公共卫生突发应急管理制度，同时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美国国家危机意识的相对滞后、流感袭扰使民众陷入“警报疲劳”以及国家卫生战略存在的不足，均为美国民众淡薄疫情防控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且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压力骤增以及领导人自身的政治考量等，都深刻影响美国疫情防控的成效和前景。在疫情“政治化”以及“选情优先”的抗疫策略影响下，美国总统、民众乃至国运都可能在经历“大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大规模扩散，酿成全球公共卫生悲剧。应对这种人类认识还很不充分的新型病毒，需要全球携手共进，通力合作，共同抗疫。然而，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承担起全球抗疫的领导作用，反而采取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做法，甚至带头质疑、断供和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影响了全球抗疫合作。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不仅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多边合作造成极大困扰，也严重干扰了中美两国在抗疫上的合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内在深意是打造西部大开发的2.0版，绘就新时代西部高质量发展图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新”体现在：以新发展理念为新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新目标、以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为新引擎、以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为新主题、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新突破口、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新目的。
意识形态领域事务具有复杂性、斗争性和易变性，掌握主动权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规律性要求。中国发展成就及其所引发的理论回响，是我们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底气所在。正因为有了发展成就作支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正在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度、认同度也在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彰显，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新的历史机遇。能否有效认识、驾驭和创新意识形态，是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的重要标志。
“干部下沉”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干部下沉”常态化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干部下沉”常态化，需要通过“课题攻关”提供现实基础，通过“组织动员”提供运行机制，通过“程序规划”提供制度保障，通过“成就分享”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要解决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就必须实现“干部下沉”常态化，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干部下沉一线，能够多方面锻炼干部，有助于解决基层所面临的人手不够、基层党组织强弱不均、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难以集约等问题，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推动干部下沉常态化需要组织安排、任务厘定、多部门协作来加以完成，在此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需要加强制度化建设，真正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随着网红经济的快速发展，领导干部纷纷走进直播间，化身“带货达人”，宣传本地旅游资源、农副产品，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为当地经济发展催生了新机遇。探索提升领导干部“直播带货”收益的可行性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互联网+”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带动更多农民走向脱贫致富路。
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抗压、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合格的韧性城市应该能够通过系统组成部分的优化、协调、再组织等吸收和适应灾害，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快速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韧性城市通常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电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现代社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动力、实施基础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会的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
当今时代，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工具体系为代表的生产力，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电气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它内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要求通过互联网新技术改造各行各业，创造新业态，实现互联网基础上的各业融合。在这个大变革时代，全面创新成为核心主题。全面创新是一场颠覆式创新，也是大众化、平民化的创新。
如何针对“防”和“救”的需求，将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与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有效结合，形成“防”“救”合力，是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命题。“大应急”的治理格局，并不意味着应急管理部门要对所有灾害应对工作大包大揽，也不能成为各职能部门“甩包袱”的理由。理清综合监管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防”和“救”的责任关系，做到责任落实无空档、监督管理无盲区，是厘定工作思路的出发点。
构建应急情报协调体系能够为突发事件提供各种决策支持。目前，我国应急情报协调体系尚待完善，需要增强应急管理体系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完善应急情报协调制度，要整合应急情报体系保障制度，建立高效的情报信息沟通机制，促使内部整合统一，外部协调合作。
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单个省份中实力均衡的两座城市被称之为“双子星”城市。“双子星”城市本着传承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充分释放“双子星”城市区域发展活力，应科学规划挖掘其区域发展潜力，把握区域平衡发展关键，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互联网时代，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丰富治理手段和方式，成为时下乡村治理主体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网红村”就是乡村依托互联网发展的一条创新探索之路。乡村可以依托网红代言人知名度和号召力，推广乡村社会特色品牌、用美丽乡村书写“网红”名片、精心培育“网红产业”，为乡村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夜经济”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个新的亮点，当前的“夜经济”是和我国社会进入“互联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新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促进“夜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根据“夜经济”的特色，构筑一个促进“夜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和保障系统。
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特殊时期将着力点主要放在国内需求的财政政策，也是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重要实践。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疫情中起到的作用尤为关键，而疫情的发生、持续，甚至结束也都会对我国财政产生重大影响。对此，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加有效发挥作用就显得尤为迫切。
养老产业中，老年人既是需求方，也是供给方，既是消费者，也是投资者和劳动者。从养老需求角度来看，经过此次疫情，让更多老年人了解了在线商品和服务的丰富性，为养老产业未来信息化发展奠定了客户资源基础。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宅经济”逆势火爆让更多资本看到商机，会给与“宅经济”类似的养老产业相关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推动养老产业发展带来不少启示。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破坏粮食可供，引发经济衰退和购买力下降，威胁对粮食的获取和利用。由于缓冲库存充足以及国内供应链保持畅通，新冠肺炎疫情未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产生重大的冲击，但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粮食安全仍面临各种挑战。为此，应当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即时补贴和信贷支持；强化国内外粮食市场信息动态监测和通报，避免恐慌性购买和囤积行为；...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组织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打造突破物理时空限制的数字网络平台，营造虚拟与实体空间的互联互通，创造更大社会价值。由于平台型组织具有共生性和生态化的特征，使得价值网络成员间互为主体、资源共通，不仅提高了各自的效率，还降低了组织间生产运作成本，相比于传统组织更有利于进行价值共创。
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犹如企业发展的“两翼”，是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正确认识两者的内在联系，推进两者协调发展，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加快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要优化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的宏观环境、扎实推进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品牌战略、根据不同规模选择“技术—品牌”协同模式，推进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协同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此，“三项制度”改革的推进策略也必须因时应变、因势利导。新时代，深化“三项制度”改革需要实施深度盘点，绘制人力资源统筹优化“施工图”；强化分类施策，培育人力资源价值增值“新动能”；注重多元驱动，消除人力资源有序流动“硬梗阻”。只有坚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实施更能体现时代性、针对性的改革策略，才能不断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伟大斗争前所未有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这些特点，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梳理。主体、对象、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也是构成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必备要素，能从结构上比较完整地回答谁来斗争、斗争什么、怎么斗争等重大问题。
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自觉防范风险是保障党长期执政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宝。透视并剖析新时代我们党在领导建设中所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可以清晰地看到，抵御逆全球化“涡流”的外部险滩、扫除长期执政下的权力监督盲区、应对西方网络文化渗透、满足多样化人民诉求，是我们党领导新时代建设必须闯过的四大难关。
多年来，国有企业海外党建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积攒了宝贵经验，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国有企业海外业务的健康发展。由于国有企业海外党建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还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海外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独特优势，积极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企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创新方法方式，明确重点任务，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新时代青年对于“国风”文化的热衷既融入行为层面，也集中表现在情感层面，更深刻彰显在价值层面。青年对于“国风”文化潮流的争相追逐，实质上是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日益提升的现实表现，对此，我们既要做密切关注者，也要做主动参与者，更要做积极引导者。
青年符号消费具有依赖性、炫耀性和象征性等特征，成为青年获取身份认同、建构社会关系、彰显个人品味的重要方式，但过度追逐符号消费会使青年陷入消费异化、超前消费、非理性消费的窠臼。应从消费的本质属性和人的需要出发，培养青年健康、理性、适度的消费理念。
知识网红以准确把握受众的知识服务需要、充分尊重受众的学习主体地位等为出发点，打造“优质内容+独特人格魅力”的知识传播新模式。思政教育是有目的有意识地传播思政知识、渗透思政观念的教育活动，与知识网红的知识服务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在网络关注度、影响力等方面却远远不如知识网红。所以，可以借鉴知识网红的知识输出和价值传播模式，推动思政教育思路、内容和话语创新，打造“知识网红式”思政教育新模式。
一直以来，美国社会的排华因素和种族因素，造成人们对华裔的刻板印象，使得不少华裔在政治上少有发声、在职场上遭遇“竹子天花板”。而此次疫情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放大了对华人的偏见，使海外华人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另一方面是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排华浪潮。这种歧视背后反映出的是价值认同、国际关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场重大疫情让百万海外中国留学生身处跌宕起伏的抗疫进程。一些欧美国家的民众将个人偏见转嫁到当地华人群体身上，致使一些中国留学生遭受谩骂排斥；少数留学生的不当言行，也一度令留学生群体在国内自媒体上被污名化、标签化、边缘化，令其面临双重压力。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表现出应有的文化素养和个人修养，不卑不亢、理性应对、勇于担当，以超凡的姿态接受时代的特殊“大考”。化双重压力为双重动力，追求双重认可，是留学生们的不懈追求，也是他们进一步成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人生课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利用自身舆论优势，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标签化”，将疫情“政治化”，以各种方式抹黑、甩锅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奉行“双重标准”，美国大选大打“中国牌”，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等，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对此，我们应有效把握国际舆论传播规律，切实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舆情的应急意识，不断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以对应旧的、以国家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便探讨在全球化系统下，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建立预警机制，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由此揭开了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间愈演愈烈的政治博弈。他们之间的战争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极化下的意气之争、府会之争、两党之争所表征的政治僵局，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政治极化之势。美国政治极化危机加剧的原因，不仅在于民主程序无法对阶层分裂的政治诉求作出体制性改革回应，也在于建制派主流意识形态神话破灭后的道德权威祛魅和衰微之苦。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美国经济的需求端受到结构性冲击，企业大面积停工停产，劳动失业迅速增加，资本市场剧烈震荡。美国财政政策面临债务高位膨胀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受到利率期限结构倒挂等约束；美国会更加倚重对外贸易并继续主导全球治理。美国将会有选择地扩大进口，实施差别化贸易政策；对必需品降低进口关税，对可替代品提高进口关税，以弥补财政赤字和保护本国经济。...
自西周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仅仅把道德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可能适得其反。道德本身内含的否定性因素，决定了一旦无条件地将其用之于实践，就会变异为钳制自由、扼杀性灵的暴力和伪善的教条；道德律条的含混性、道德判断的主观性、道德裁决的非强制性，决定了它只能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可以取代法治成为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道德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道德的保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当下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现实反映，文化获得感，特别是文化空间获得感，也成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一大重要表征。民众文化空间获得感的不断增强，既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随着低阶文化产业市场逐渐饱和，消费者开始追求新的市场体验，文化空间感知将成为提升文化消费的新发力点。
“家”是儒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也是传统中国人“修身”的物理与心理栖息所，人性、伦理和德行的养育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具有试图打通“心理”“伦理”与“治理”的鲜明特质。推进具有中国品格、中国气象乃至世界担当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化解“家国矛盾”，塑造“家国合力”。
民族传统文化符号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受人口流动、社会变迁和现代文化产品同质化的影响，以人际传播和社区传播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传播面临新挑战，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因此，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的多元性、互动性、超时空性特征，创新传播路径与策略，激发民族传统文化活力，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对当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实现儒家义利观的现代性转化，从个人层面而言，需做到责、权、利的统一；从国家层面而言，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国际层面而言，要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网络短视频凭借“短平快”的特点，开创了草根创作、广泛参与、多元互动的网络传播新局面，拓展了文化产品生产及传播的深度及广度，为主流价值观传播提供了新路径。但是，网络短视频内容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为主流价值观传播带来了挑战。为此，可创新短视频应用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方式方法，提高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水平。
明代的工商业发展建立在农业经济恢复的基础上，继承了传统农耕社会商业经济的特点，又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如经济结构调整、组织方式变化以及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建立在明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白银化浪潮得以涌现，而明代工商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经济因素和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因此把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