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抓好新时代干部队伍治理能力的提升
新时代提高干部队伍的治理能力，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着力淬炼看家本领；要在大风大浪中加强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着力增强斗争精神、斗争本领；要着力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要着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从严管理监督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强化事业发展的作风保障。
新时代提高干部队伍的治理能力，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着力淬炼看家本领；要在大风大浪中加强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着力增强斗争精神、斗争本领；要着力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要着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从严管理监督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强化事业发展的作风保障。
“预计2020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只有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的这一判断，引发了海内外对于中国经济走势的高度关注。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2%。中国经济增长实现由负转正，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第一个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阴霾笼罩下世界经济遭受严重衰退时，中国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多个阶段的波动，但我国经济在波动中呈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自我修复能力主要有四大来源：大国经济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以及本土化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叠加交织，但是我国经济修复能力及其来源是稳健的，外部冲击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应基于这种基本面而保持战略定力并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来舒缓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在线新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的逆势增长。在线新经济之所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逻辑在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营商环境与制度供给是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链数字化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则是在线新经济逆势增长的硬件支撑。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要素构成看，“数据”脱颖而出，超越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等上升为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被称为“数字时代的石油”，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冲击着既有的经济运行方式、活动规则和经济发展方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虚拟性及共享性，指数性及可复制性，多样性及精准性，可达性及互通性。数字经济正塑造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生活的独特机制，数字经济发展未来可期。
新基建既是实现“十三五”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条件，又是实现疫后经济重振的物质基础。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投资对象集中在5G基站、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七大领域，这些基础设施功能几乎全面覆盖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和公共管理等多个方面。新基建“提速”，有利于助推疫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数字动力”。
“云经济”被偶然引爆的背后有着必然的原因，包括我国长期的政策引导、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云计算产业链的发展完善等。同时，“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芯片产业和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硬件产业不断突破短板，也需要“云经济”相关产业不断提升标准化、安全性和合规性水平，以确保用户敢用、能用、爱用。
新冠肺炎疫情带热了以线上消费、线上娱乐为主体的居家经济产业链，促进了相关的业态创新、流程创新、组织创新，让人们重新发现家庭空间的生活价值与生产价值。但同时，居家经济在发展中还面临政策、管理、技术、人才等一系列问题，在推进居家经济常态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其监督、管理、引导职能，助力居家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疫情冲击下，我国线上消费快速发展并催生出一批新业态新消费模式。步入“新消费时代”，人们对“新消费”的需求和依赖逐渐转化为消费习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相较于以前的“买什么”“如何买”，“新消费”更重视“买得好”“有品质”。面对目前存在的供需不匹配、供给不足等现象，亟待通过供需两端齐发力，以“新消费”引领供给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更高质量满足消费需求，从而促进消费和产业“双升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推进和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累积，银发消费对消费支出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凸显，特别是疫情期间银发消费增势明显。银发消费既有一般消费者的共性，又因其年龄特征而呈现出特殊性。目前，银发消费存在多样化消费服务需求未能充分满足、细分目标人群的消费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消费市场的规范性和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有待加强等问题，亟须合理引导，对银发者的消费观念、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进行科学研究和精准定位。
零工经济是借助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一种在线劳务交易。借助在线平台，劳务外包者或请求者和劳务承包者或供给者之间可以实行点对点的直接交易。一方面，人们把自己不愿或无法做的事情外包出去，对劳务供给者发出请求，从而客观上为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许多失业者获得了就业机会，而那些有正式职业的人也可以获得新的收入途径。可以说，零工经济具有盘活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使得许多本来处于闲置状态的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
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社会分工细化、互联网技术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代经济”逐步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代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风口”，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代经济”可以为人们提供方便快捷的生活、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效率，但也存在个人过分依赖、企业平台不成熟、政府监管不当等问题。对此，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人三方共同努力，促进“代经济”良性发展。
建设大都市圈一个可供参考的做法是效仿过去的试验区经验，试点大都市圈改革试验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建设大都市圈是提升人力资本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大都市圈改革试验区意义丝毫不弱于此前推动中国制造业和外贸发展的试验区建设，将为我国新一轮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带来重大发展机遇，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天灾，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针对疫情防控专门作出系列指示和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总书记对于战“疫”时局的系统性思考和整体性把握，充分彰显了作为总指挥的施政智慧和治国韬略，其精要之处可概括为七个方面：统一领导、集中优势；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各方联动、协同作战；精准施策、止损增益；科技支撑、标本兼治；依法治理、制度保障；国际合作、全球共治。这不仅是打赢此次疫情防控战的“指挥棒”和“金钥匙”，也续写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重要论述的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以及谨慎之心。其中，必胜之心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支点，责任之心、仁爱之心是担当有为的动力之源，谨慎之心是无畏逆行的保障与底线。“四心”的统一是成功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也是打赢民族复兴攻坚战的法宝。
近些年来，一些党员干部因“玻璃心”破碎而萌生“补偿心理”，走上了贪腐道路，不但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也给家人带来巨大痛苦。这种“玻璃心”心态，主要表现为横比吃亏论、付出补偿论、职务补偿论、自我中心论。造成一些党员干部“玻璃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思想上、心理上出现了问题。纠正党员干部的“玻璃心”心态，主要靠教育，也要靠监督与管理。
应急指挥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关键环节，我国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成功处理好指挥机构、指挥层级、应急资源调配、应急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关系，形成专业队伍与社会力量的顺畅衔接与互补机制，对提升重大疫情防控应急指挥的高效性与准确性至关重要。
后战“疫”时期，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意味着我们要与疫情作长久斗争，做好打持久战准备。为应对疫情防控新局面，常态化防控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断提升统筹治理、精准治理与依法治理的能力，在推进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同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的公仆。浙江的广大公务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结合浙江公务员队伍实际和浙江人民的期盼，坚定信念，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努力使上级组织放心，努力使浙江人民满意，在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展示了良好形象。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的客观要求。政党属性、角色定位、历史方位和农村场域等因素影响了村党组织整体功能的发挥。应坚持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发挥好村党组织政治功能、服务功能、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这些功能之间的耦合效应，进一步强化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良好的话语形象不仅是广大驻村扶贫干部个人魅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影响帮扶关系以及脱贫攻坚成效的关键因素。由于思想上重视不够、策略上选择不当、容错纠错机制不完善、培训制度不健全等，一些驻村扶贫干部的话语形象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可“上下联动、点面结合、内外兼顾”，既要注重提升驻村扶贫干部自身的话语能力，又要从话语环境和制度上为其话语形象的提升提供有力保障，确保扶贫干部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
当前，大城市因市中心人口密度较高、拥堵较严重而采取疏解人口和发展多中心城市的策略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在疏解人口之前，我们应廓清城乡、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本质区别，把握疏解人口与城市通勤、生产和生活的相互作用，理顺人口密度、疏解人口与交通拥堵之间的逻辑关系。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科学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并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人才竞争成为当前各地发展竞争中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各地“城才”政策中存在政策设计结构失衡、行为主体角色错位、制度规范滞后及政策效用单一等问题，反映了当下各地“城才”政策的思维局限和实践困境。对此，需要推动政策理念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增强企业对人才招揽和培养的自主性，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人才引进、培养与合理流动的优势环境，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协同、法治保障、制度支撑的“城才”新格局。
考虑中国经济发力方向，需要首先冷静地分析客观条件，不能仅仅凭主观愿望行事。重启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兼顾国内外的环境变化，需要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的考虑，从多个角度保障中国经济增长行稳致远。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共享员工”这一新型用工模式随之兴起。当前，“共享员工”在实践中存在一定法律风险，如立法保护不均衡、欠缺事前约定、存在商业泄密风险等。为此，可从立法引导、行政监管、技术支持、附随义务等方面着手，为“共享员工”模式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智慧城市建设是打造数字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是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信息安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加强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顶层设计、构建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框架体系、完善智慧城市信息安全评估机制、健全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如何获得金融机构“恩惠”，顺利获得企业的第一笔资金，成为小微企业经营者的头等难题。而一旦小微企业得到金融机构注资，就会挺过危机关头，持续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因此，可从小微企业自身、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三方挖根源、找症结，并通过“搞活”体系、“用活”政策、“盘活”客户、“研活”技术、“控活”成本、“激活”环境，破解小微企业首贷难。
筑牢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防控堤坝，要以金融法治为根，避免政策“朝令夕改”；以差异化经营为魂，注重平台“特色发展”；以数字技术为重，严防“监守自盗”；以征信建设为本，加强“信息共享”；以混业监管为措，做到“善辩真伪”，从而筑牢政策风险防控、流动性风险防控、信息风险防控以及监管风险防控的堤坝。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成为党内对待犯过错误同志的基本方式，改变了过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不正确斗争方式。经过几十年的坚持和发展，其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政治生活准则和纪律工作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将“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思想融入其中，丰富和拓展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内涵。
党中央非常重视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为了更好地推动党外干部队伍建设，迫切需要弄清楚党外干部的角色定位问题。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相关文件的规定，以及全国各地党外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党外干部的角色定位可概括为：从身份上看，党外干部首先是干部；从性质上看，党外干部是行政干部；从内容上看，党外干部是事务性干部；从功能上看，党外干部是辅助性干部；从目的上看，党外干部是统战干部。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它践行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各领域，也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践的重要经验。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推动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表明，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和实践，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和创造。人民至上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成果中。
悲情营销策略利用消费者的情感消费需求心理，通过诉诸于消费者同情心或怜弱感，传达商品所能带给消费者心灵上的慰藉和满足。在网络自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由悲情营销所产生的情感消费在促进消费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风险问题。
进入21世纪，新形势、新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地区及国际社会的海洋利益。近年来，随着海陆互动能力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参与或间接卷入海洋事务。与此同时，海洋场域安全冲击、海洋开发与治理困境，不断提醒人们重新定位与海洋的关系，海洋战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等议题受到高度关注。由此，对海洋战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进行理论思考、就海陆必然冲突的传统命题进行新的思辨，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城市文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核心和灵魂。城市文化治理的内涵和外延就是完善城市规划，传承城市文脉，创新城市建设，改革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城市文化治理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提升城市品位，营造人文关怀，实现观念创新，提高城市认同；城市文化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是变革思维方式，创新制度建设，打造诚信城市和安全城市。
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夯实基层治理的地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山西省长治市开展了一系列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有效激发了基层治理活力，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形成了基层党建工作和基层治理统筹兼顾、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新格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社区治理中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兜底责任缺位、科技赋能滞后等问题。为此，可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管理圈”“服务圈”“生活圈”高度统一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破解治理困境。
环评是环保部门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但环评审批潜规则、环评报告不合格以及环评监管力不足等问题却让环评陷入外界的诟病当中。因此，应以规范的公众参与切断环评乱象“感染源头”，以强大的信用体系建设肃清环评虚假乱象，以强硬法治监管手段遏制环评“生长温床”。
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也时有所闻，有时甚至出现了“妖魔化”的迹象。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三种错误论调是：中国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这些论调无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黄，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拉关系发展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反击这些错误论调。
国有企业改革是“全面振兴东北”的重头戏。东北国有企业改革，既事关全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大局，又事关一亿东北人乃至相关更多人的福祉。 党的十八大以来，哈尔滨市陆续对部分国有老字号进行了混合所有制产权改革，既有诸如秋林“里道斯”红肠、“正阳楼”肉灌制品等享誉国内的大众品牌，也有“正阳河”调味品、“三八”饭店等地方小众品牌，基本采取的都是整体挂牌出让方式，...
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深化”二字上做文章，要杜绝各种各样名目的形式主义。要立足于当地经济与企业发展的现实，实实在在地搞改革，真刀真枪地搞改革。哈尔滨“马迭尔混改样本”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案例。 “马迭尔混改样本”的具体做法是，由北京奥奇乐公司以资本方式投资占股66.66%，哈尔滨马迭尔集团公司以食品领域品牌折价入股占股33.34%，共同成立“哈尔...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社会各界对日本危机管理体系的关注与研究日渐趋热。伴随着危机的多发和多样化，日本不断调整危机管理理念，逐渐形成了危机管理事后检证制度。事后检证制度具有以查缺补漏为目的的“向前看性”、对象的明确性、检证机构的透明性和专业性等特征，对我国构建危机管理体制具有参考意义。
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的种族主义事件，引发了全美抗议浪潮。这一现象背后，大众对社会的监督职能在网络的助力下被强化，美国主流媒体对事实进行搜证和追问，加强了事件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网络算法在竭力满足大众独特需求的同时，也助长了个体的独特偏好，让个体接触到的信息趋于极端化、片面化。
中国网络文学异军突起，不仅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全世界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网络文学逐步显示出商业价值，并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当前，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状况可以概括为“在调整中优化，向主流化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警惕网络文学中存在的“三俗”问题，建立健全网络文学评价机制，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与全球化进程趋于同步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具有“民族性”特质，更具备“世界性”因素。达成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是“对话”，不仅要与“自我”传统对话，更需要与“他者”场域对话；不仅要反思“自我”，更需要尊重“他者”，进而获得并奠定全球“对话者”的地位。基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一脉相承的意义上，中国网络文学的全球化进程及其根本路径在于实现“网络文学共同体”的构建。
当今社会，网络“晒文化”折射出当代青年的多样图景，一方面“晒文化”有利于青年个体自我释放、疏解压力，有利于知识传播；另一方面青年受到其中负面内容影响，较易产生价值观迷失等现象。因此，网络“晒文化”应做到“虚实有度”，应牢牢把握虚拟的度、内容的度、以及理念的度。
电视剧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评判标准，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现状与审美需要，将时代发展、观念演变、文化流变融入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艺术展现中。此外，电视剧创作还要坚持创新性，关注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注重题材与艺术表现形式的新颖性，强调宣传与播出方式的多样性。
宋代统治者历来重视法律、以法治国，南宋时期进一步提出了“执政者务以民事为急”的司法理念，创造给断由制度以保障婚田诉讼中司法公正的实现。断由是当时从县到州府、路各级官府裁断婚田诉讼的结案文书，包括案件事实、适用的法条、断案理由等三方面内容。断由在供上级法官复审案件方面具有强大的司法证信作用，给断由制度客观上保护了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性财产利益以及程序性诉讼权利，推动了当时司法的释法说理，促进了南宋司法职业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