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把新时代青海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青海省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道上不断开拓前行，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青海省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道上不断开拓前行，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
有一项著名的心理实验：苏联心理学家施巴林斯基将进修班学员分为四组，请一位副教授每次穿同样的衣服、用同样的讲稿、以同样的教态分组讲演，但每组讲演的身份不同。结果发现，在第三、四组以“运动员”的身份和“保健工作者”的身份演讲后，学员反映讲演者语言贫乏、内容枯燥无味。而在第一组，以副教授身份演讲，学员却普遍地给予好评。这项实验揭示了思维定式带来的典型偏见。心...
领导干部的心理行为偏差是影响其知人善任、科学决策、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常见病”“多发病”。常见的心理偏差有“锤子思维定式”、“能力圈”边界模糊、奉行唯上主义、心态“傲慢”四种。纠正或消除领导干部的心理行为偏差，需要其既是专家又是学习者，既要坚守“能力圈”又要善于抉择，既要政治忠诚又要求实创新，平衡职位权威与非职位影响力，还需要组织层面完善制度、发挥监督职能，共塑善治氛围。
领导干部的偏见是治国理政的天敌，伤害了领导干部的政治威望，严重削弱了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使干群关系恶化，政治生态污浊，甚至削弱党和政府的群众根基。因此，为了克服领导干部偏见，对领导干部偏见的本质、类型、表现等展开多维、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具体而言，领导干部偏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历史性、封闭性，预设性、片面性，排他性、消极性，隐蔽性、迷惑性，顽固性、蔓延性。
【摘要】领导干部产生偏见的诱发因素复杂多样，深层次看主要受“第一印象”产生的心理印痕、既有态度定势形成的惯性思维、“近因效应”引发的印象改变、对个体持以积极期许所形成的附带效应、权威性人格遗留的负面效应、对内群体和外群体自然产生的不同印象等因素影响。领导干部往往会依据既往经验或已经形成的固化模式，形成对某一事或某一个人的固化判断，并以此作出惯性化认知的...
偏见是社会生活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对于掌握着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领导干部而言，一旦其产生偏见，可能会在多个层面造成严重的危害。领导干部的偏见不仅可能给决策工作、选人用人带来直接影响，还可能给工作中处理各种关系带来失误，并且会影响其自身的健康成长。尽可能地避免领导干部的偏见，需要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领导干部偏见产生于其视域的有限性，克服偏见需要通过视域的拓展。视域拓展要求领导干部对自身视域的有限性有清醒和具体的认识，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来突破视域的局限。随着当代社会的急剧变化，领导干部迫切需要突破视域局限，包括从纵向的“信息统控”拓展到横向的信息相互制约，从压制型的“冲突消解”拓展到利用冲突正面功能的冲突管理，从具有确定性的“问题解决”拓展到与风险共存的风险管理，从突破制度阻碍的“创新拓展”到“戴着镣铐跳舞”的依法行政。
领导干部的偏见受政治站位、管理理念、心理机制、文化修养的制约和影响，立足政治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应用心理学和传统文化，多维发力“以正纠偏”乃是一种客观选择。领导干部只有在克服偏见的基础上，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勤于奉献，才能真正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目前，长期存在于领导干部观念中的“重经验，轻事实”“重稳重，轻开拓”“重主流，轻全面”等有意识的、潜意识的偏见，往往不利于其正确认识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和严峻的经济发展形势，进而阻碍科学决策和行动。对此，领导干部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底”数、明“变”数、懂“路”数，使决策和行动符合客观实际；要善于应急决策，在短时间内作出尽可能科学有效的决策，并采取正确的应急处置措施；要学会统筹兼顾，“戴着口罩”谋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在深化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就是要弄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观点或核心要义到底是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根本观点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逻辑？提炼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根本观点并厘清其内在逻辑，能够帮助我们做到“纲举目张”，更加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整体和科学体系。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来，最成功的经验和鲜明的特征就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探索，进行了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但同时，深圳经济特区要素市场化改革也存在“半城市化”现象、“二元市场”现象、“垄断化”现象、“行政化”现象以及“孤岛”现象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开启改革新征程，深圳要率先构建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
经过20年的西部大开发，我国西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已经得到巨大提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从国内外经济形势看，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就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打造新方位。
执行在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表现为执行是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制度发挥治理效能的不二法门，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只能在执行中实现；也表现在同一个制度由不同的执行者执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必须重视和优化执行，把执行当作制度的生命。未来，我们应抓好制度执行这一关键，确保制度执行到底、各项制度落到实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完善。
近年来，依托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造了一种具备数字化特征的虚拟生活空间，呈现出一种关于现实的全新维度。“网课”赋予真实立体化的呈现，提供认识世界的更多方式。“直播”带来确切的真实感体验，成为沟通世界的重要载体。如果虚拟性世界也正在提供人类超越自身经验的机会，那么这也是真实性的自我超越。在这个意义上，“网课”和“直播”等沟通形态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向，正是带来“可靠性”的器具。通过虚拟现实日常化，来恢复日常生活的秩序，帮助人们重新找回真实性本身。
智慧治理紧随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形成，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变革的必然选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源头驱动。智慧治理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仍需确立新理念、新思维，探索基层治理体制，构建相应立法规制，建立技术伦理规范与风险控制机制。
共享员工模式是以“借用”员工的方式解决疫情期间行业和地区之间劳动力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降低了疫情期间的结构性失业率，另一方面降低了疫情结束后的摩擦性失业率，并从微观机制层面加快了就业搜寻并提高了就业匹配程度。未来共享员工模式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政府或第三方平台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培训机制，根据市场变化提前做出预测、信息共享并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
理解新就业形态的关键不只是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而是随之而来的劳动关系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方式的变革。根据劳动关系的“新”和劳动方式的“新”，新就业形态可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以“去雇主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I型）、以“多雇主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II型）、以标准劳动关系下劳动方式的新型化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III型）。新就业形态亟待克服的主要短板是由劳动关系的“新”所导致的，其中最为突出表现是I型新就业形态中的“去雇主化”带来的劳动者法律身份认定和权益保障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问题高度重视，多措并举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引导自由职业者、多重职业者、创业式就业者稳定就业，为新生代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选择。但是，新就业形态也面临着基本权益、社会保障、职业培训等方面的不足。对此，应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社会保障、延伸职业培训，确保新就业形态持续稳定发展。
目前对女性瘦身活动的探讨倾向于一种批判态度，普遍把女性瘦身者当成被动的客体。但是，从福柯关于生存美学的关怀自身理念去思考和分析，会发现这一现象是当下女性身体自觉意识的增强、审美情感的变化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新时代女性，要从关怀自身的角度增强主体独立意识，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身发展。
近年来，全球重大灾害发生的频率呈上升趋势。集中型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有利于有效防控次生灾害，组建和培养一支坚强、高效的复合型灾害应急专业队伍，集中管控各种灾害风险，形成灾害防控的合力。我国应将疫情防控纳入集中型灾害防控体系，及时监测和果断阻断可能发生的灾后公共卫生事件，不断提升和完善我国的灾害防控能力。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平安中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必须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危险意识和安全意识，综合运用超前管理、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安全管理、动态管理和系统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当前我国安全管理和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现实问题及其深层次根源，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安全和应急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为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撑。
社区志愿服务事业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基础构成内容，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开始逐步显现，并且正日益成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前，我国社区志愿服务存在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机制，对社区志愿者实行专业化分类，并对志愿服务实行项目化运作，以提升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质量。
基层治理数字化日益成为社会管理的“强力推手”，但由于基层治理思想观念亟需革新提升、大数据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如何“向大数据要效率”成为基层治理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影响了数字化基层治理的水平和效率。实现数字化基层治理目标，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以大数据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并借助大数据建设和完善智慧社区，培养基层大数据专业人才，“智造”数字化的基层治理。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民众的“宁静权”意识越来越强，对“宁静权”的需求越来越高。然而，由于国内保障民众“宁静权”的相关法律存在责任划分不清、处罚标准模糊、执法保障手段不足等问题，一些民众的“宁静权”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可以从控制噪声污染源、加快立法保障、加大监管力度、增强维权意识方面着手，合力守护民众“宁静权”。
1950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极大风险，作出了“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反击美国侵略的决策，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的规模最大的对外战争，也开创了国际上现代局部战争的先例。中国出兵参战援救了友好邻邦，并以打出的国威军威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确如毛泽东同志在出兵前所判断的那样──“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本不是一对矛盾关系，二者是对人民负责的两个不同表现方面。个别基层组织仍存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导致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对人民负责的缺失。事实上，对下负责就是对上负责，对上负责的根本目的也在于对人民负责，决不能割裂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关系。广大基层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还需要上级组织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创新工作方法，建立起有效维护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的制度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劳动教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实质是“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有机结合。两者相互促进，统一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新时代，劳动教育应紧密结合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以“普遍劳动与普遍教育相结合”为内在要求，适应劳动新形态，培养手脑并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统一的时代青年，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整体进步服务。
近几年跨境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而与这种跨境经济交流发展相伴而生的则是众多跨境电子商务纠纷和风险的产生。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参与者经常遭遇的法律问题包括管辖权和适用法律的争议，电子商务合同有效性如何确定以及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免受侵害等。中国在上述领域的法律规制起步较晚，但是在域外先进经验的指引下发展迅速。跨境电商活动参与者应在充分了解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参与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摘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只有依靠法治、完善法治，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补齐短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 【关键词】疫情防控 依法治国 应急法制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过硬政法队伍是法治中国建设和平安中国建设的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印发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也分别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研究这些规范性文件对法学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包括坚持德法兼修、增强政治意识；培养法学伦理、强化职业操守；增强问题意识、明确实践导向等。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确保该制度实施的正当性与合宪性，应加快推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立法。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应树立法典化思维，以统筹解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相关制度和法律面临的体系协调问题。为降低立法难度，该法可采取框架法的立法模式。
人工智能对隐私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能干扰个人对自身隐私的自治，可能削弱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而且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监视系统对隐私信息实施无差别收集。因此，降低甚至消除人工智能对隐私权的影响，既要通过加强隐私权的立法保护和强化技术标准，构建隐私权的事前保护法律制度，也要建立以公益诉讼和消费者集体诉讼为主体的事后救济机制。
数字人民币有助于提升中国居民日常支付的便捷性，降低央行对人民币的管理成本，协助政府打击洗钱、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实现对资金流量存量的实时监控，增强金融稳定性，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促进社会技术进步等。同时，数字人民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其有望通过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抗衡Libra，重塑人民币结算体系，促进国际互联网经济新秩序形成，提高SDR中人民币权重，强化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财经知识与财经能力决定个体在理财道路上能走多远，而财经价值观意味着个体是否具有对待和追求财富的正确姿态，决定了个体的财经决策和行为在方向上是否合理。证据表明我国公民的财经价值观变迁表现出一些不良趋势，如一味追逐物质财富但不遵守财经伦理规范。这种趋势可能与日益泛化的商学院思维以及市场的规则属性和动力属性之间的不平衡有关，通过这些方面的深入反思和改革，方能形成培育健康财经价值观的良好土壤。
疫情冲击迫使企业停工停产，企业无法赚取利润，只能靠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外部资金来维持基本运转。而小企业因为各种原因很难得到外部资金，完全依赖自有资金。在自有资金非常有限的前提下，小企业很难渡过难关。当众多小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时，不仅增加了劳动市场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并进一步降低家庭的消费需求；而且会影响到产业链的整体复苏，增加产业链的协调难度，给整个宏观经济的复苏施加巨大的压力。鉴于此，通过恰当的政策设计，帮助众多小企业渡过难关，可能是当下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无接触经济是我国在疫情防控时期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是经济转型升级、加快科技成果应用的产物，也是疫情防控时期实现人民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应通过建章立制引导无接触经济健康全面深入发展、加快技术转化为无接触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保障、扶持与无接触经济相关的重大项目，从而真正实现无接触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再增新活力。
青少年偶像崇拜心理，被称之为“次级情感依赖”。从个体发展来看，是一种正常的、普遍的心理现象；但是，从社会成因来看，当代中国的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即在商业化媒体同资本深度融合的过程中，青少年对偶像的情感迁移可能被极致化商业利用，而演变为一种“粉丝经济”的工具。因此，政府部门、工商业界、传媒影视行业、教育工作者等社会主体，应达成共识、共同努力，科学对待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加强社会系统工程建设，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偶像观。
成功学在我国的兴起和流行，不仅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且的确发挥了一定的建设性作用。但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速生速成，需要艰苦、踏实的努力。除了天生的禀赋和才华之外，诸如善良、宽容、自制、认真、坚毅和自信等非智力因素在其中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也至关重要，父母除了以身作则之外，更需要悉心陪伴、耐心等待。任何不尊重人才成长规律、急于求成的做法，都只能带来祸害和灾难。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理财范围日益增扩，由简单的开支有度慢慢扩展到资产和保险有效配置、投资获益等各个层面，同时可供选择的理财方式也越来越多样。然而，当代大学生的理财观念却未能与时俱进，大部分学生存在理财观念陈旧、理财规划缺乏、理财技能不足等问题。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从未考虑过理财、对理财没有兴趣的人群占比最高，达到34.48%。对此，需要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共同发力，加强对大学生财经素养的培养，使其形成完善的理财认知体系，进入社会后能够实现有效的自我财务管理。
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消费习惯等成为网络圈层的集合因素，而青年“入圈”不可避免地面临“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脱离现实等问题。对此，应当引导青年清醒“入圈”、理性“在圈”，走出舒适圈、进入优质圈，形成优势互补、多元共生的“圈层共同体”。
美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医疗卫生体系，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表现不尽人意。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受到执政者短期政治利益牵制，疫情防控工作深陷政治化漩涡，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联邦体制下的联邦与各州、各州之间公共卫生体系缺乏必要的协调行动，只能采取零敲碎打式疫情防控。美国公共卫生体系严重受制于既有疾病的相关疫情防控经验，迟滞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推进。
美国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保守派智库与美国共和党政府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哈德逊研究所为代表的保守派智库强势崛起，基于长期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多元化的决策服务机制，深度参与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在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影响。通过对保守派智库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美国智库的作用和影响中美关系的源流，从而更好的作出战略判断和积极应对。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金融霸权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然而，美国滥用金融武器也导致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同时使美国债务负担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美国谋求利润日趋转向制造“可控混乱”，作为转嫁其国内危机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促使美国金融霸权加速衰落，同时也增大了美国加大对外转嫁危机的可能性。
近年来，视觉注意力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听觉注意力经济崛起，网络有声读物成为消费者的“阅读新宠”。在网络媒体时代，人的注意力取代信息成为稀缺的资源，进一步地，相比视觉和听觉这类感觉注意力而言，更为稀缺的是意识和思维这类知觉注意力。未来，知觉注意力将是注意力经济的主导形态，为适应这一发展转型，我国网络有声读物平台需要更多地关注垂直领域差异化经营，应用复合型模式进行精细化内容运营，并借力技术创新不断提升用户服务体验。
饭圈失范的表象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撕黑无休、氪金无度、举报无边。饭圈失范有其深刻的原因，以情感逻辑包装的资本逻辑是饭圈的本质逻辑，资本串起了“偶像—粉丝—商业平台—娱乐经纪—营销机构—广告商—厂家”各个利益集团，资本的背后是围绕数据流量的产业链。而注意力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合力使得“流量变现”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加快了利益各方关于“流量至上”的理念建构与规则输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饭圈失范。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文化历来是维系我国社会公序良俗和维持社会稳定的精神力量。历代家训基本训义的价值内核、道德取向、行为规范有共通之处。新时代家风意涵要以此为基，夯实中国治理之基的功能定位，凸显“家—国—天下”的价值内核，倡导崇德向善的道德取向，具化睦亲齐家的行为规范，才能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共性范本。
在东汉大一统瓦解的背景下，颁行于延康元年（220）的九品中正制具有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意义。中正评议包括“品”“状”“簿阀”三项，其中“簿阀”主要指祖、父两代的本朝官爵。九品中正制其实是在世家大族的范围内，按汉魏、魏晋易代的贡献，重新分配官品等政治资源。西晋品官占田荫客制进一步按官品分配经济权益。九品中正制还在顺应士林舆论的基础上将清议纳入体制，并与选官相配合。借助于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门阀制度，魏晋将王朝权威与制度性权力植根于社会之中，完成对统治基础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