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与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发展、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造福的现代化道路。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提供了制度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文化支撑。
经济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民族兴。民族企业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峥嵘历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由本国公民所掌握、其行为能够始终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品牌形象受到绝大多数本国公民尊重和认同的民族企业，发挥着重要的生力军作用。 民族企业自成立之初就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回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史，在国家和民族...
民族企业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峥嵘历程，如今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引领者、压舱石和生力军。大力扶持民族企业发展，是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当下，民族企业应该勇于承担时代重担，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成为以新发展理念助力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引领者”，以“一带一路”助力新发展格局实现的“联轴器”，以社会创业行动助力实现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的“先行军”。
国潮消费的兴起与盛行，见证了国民开始摆脱对国际品牌的依赖，日趋认同和选择本土品牌，意味着我国开始逐渐打破单一的“制造大国”的国际形象，转向走创新产品和创制文化的发展之路。究其根源，国潮的产生与流行既来源于从政府到媒体通过掌握文化主导权，克服西方式效率性消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的不懈努力，也体现了民族企业家通过品牌对中国品味体系的全方面打造所唤起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
随着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和艰难成长，爱国逐渐成为近代以来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他们发出“挽回利权”“实业救国”的时代呼声，倡导“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及全力支持抵御外敌，还设法保存企业，献身于新中国建设，并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把爱国情怀倾注在报效国家的实际行动中，成为企业家精神的鲜明底色，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和崛起作出了突出贡献。
人类在任何领域的创新和进步，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临经济转型和新技术推动的社会变革，若干市场制度必然存在较大的完善和改善空间。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领导者和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企业家肩负着推动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责任。当代中国应该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产生一批不懈奋斗、追求创新、走向世界的企业，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当前，促进企业成长的生产力要素与能力要求正在重构，数字能力凸显并成为促进企业持续成长的核心力量，企业核心能力的内涵得到扩展。同时，乌卡时代下核心能力的概念也是动态的，数字能力的重要内涵体现在“连接”“共生”和“当下”，连接与共生的能力意味着每一个领域都在打破边界，形成全新价值；当下的能力意味着变化及变化的速度改变着价值。企业的数字能力和协同共生力提供了以整合组织内外边界的方式提升组织效率的能力，并高效帮助企业解决价值定位与价值创造两个核心问题。
提升产业国际安全的重要抓手之一是推动中国企业创建世界一流品牌。“中国制造”面对的全球市场分为优势细分市场、竞争性细分市场、包容性细分市场、陷阱细分市场，应针对不同海外市场制定精准化国际营销战略；根据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垂直、水平维度，区分海外市场的文化价值观，塑造中国品牌人格形象，提升品牌文化魅力；聚焦在国际优势产业创建世界一流品牌，打造全球样板产业，提升中国产业国际抗风险能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核是经济崛起。民族企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微观经济基础和主要生力军。其中，中国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在基础性行业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更是国际竞争的主力军；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同样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民族企业的崛起可以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提供有力支持，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属地管理”现实中的“异化”趋势需引起警惕，因其正演变为上级单位甩锅避责的工具，加剧基层政府陷入“责大、权小”的失衡困局。究其根源，一方面与权责体系不完善、监管缺位、管理方式与手段落后有关，更与部分干部缺乏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的热情有关，而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加剧了这种趋势。破解“属地管理”的权责失衡困局，需要兼顾“减负”与“赋权”，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提升治理能力与效能。
适时、适度地“压担子”，对于促进年轻干部个人成长、组织部门培养选拔后备优秀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给年轻干部“压担子”，需要讲原则、立规矩，“担子”的“筐”里装什么、装多少、怎么装，应该有讲究。应该重视胜任力要素，挖掘年轻干部自身潜力，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压担子”立规矩的制度安排，以培养和造就更多胜任新发展阶段目标任务的优秀年轻干部。
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四个面向”融科技、经济、国家、人民于一体，为我国科技创新举旗定向，对科技创新工作作出了科学规划和顶层布局，是全面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实践遵循和理论指导。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弗朗西斯·福山从自由民主制的坚定捍卫者转变为重视国家建构的审慎的自由主义者，推动了“历史终结论”向政治秩序论的理论演变。“历史终结论”的目的在于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进而终结世界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在当代，福山并未放弃“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但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在事实层面上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党的教育方针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我国教育发展事业中发挥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要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加强“四史”教育；要以促进青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加强“四史”教育；要以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负时代责任、具备正确历史观时代新人为目标加强“四史”教育。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是有历史依据、事实基础、学理支撑的“进行时”，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以新语境与新意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既是历史的启示，也契合了新时代新征程的要求，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亟待学习领会与贯彻落实。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四史”学习教育的环境、主体、客体、介体发生了重要变化，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四史”学习教育生态。新媒体时代加强大学生“四史”学习教育，关键在于转变“四史”学习教育方法，即由单向传授向双向互动转变、由集中教学向浸润式教学转变、由课堂教学向协同教育转变，其着力点在于对内容、形式和机制进行创新。
飞地经济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是对经济运行的跨区域重组与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空间重构策略，飞地经济逐渐被国家、区域和城市重视，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实施和有益探索。飞地经济的产生需要满足分离性、差异性、互利性等条件，其发展受到产业梯度、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当前，探索总结飞地经济的发展逻辑和机制、理顺“飞地”管理体制、提升飞地经济的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持制造业的一定比重是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重大问题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比重存在下降过快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效率和竞争力提升，助推了生产要素“脱实向虚”，加剧了“产业空心化”风险，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抢占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目前，中国将保障性租赁房政策作为住房保障制度的重点和突破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中国保障性租赁房政策的出台主要源于中低收入者买不起和租不起房，主要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等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中国保障性租赁房政策不仅能弥补中国住房保障制度之不足，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难问题，而且有利于减少房贷风险、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经济稳定。但也要意识到，该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对住房市场价格冲击具有不确定性。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青年人群逐渐向大城市聚集，他们在为城市注入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承受着高房价带来的住房压力和挤出效应。在“房住不炒、住有所居”的住房政策指引下，我国实施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作为面向青年新市民过渡期的住房保障政策，保障性租赁房为减轻青年群体住房压力，激发青年群体创新活力，促进空间上合理优化配置青年人力资源，为促进我国储备人才红利提供了政策保障，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活力释放的制度保障，也为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注入了重要制度创新源动力。
柔性引才不同于以往的刚性引才，旨在人才使用方面通过淡化人才归属、强化智力使用，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之所以愿意被柔性引进，主要是因为在此过程中他们有可能获得成就感、经济、工作资源等方面的回报。但由于缺乏对人才供给侧的关注，各地柔性引才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可通过提升人才重视度、为人才引进提供便利等强化柔性引才效果。
角色职能多元化是新时代政府组织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共同体联动机制是应对基层社会问题复合体的有效机制，它要求基层政府向多元角色职能转型。这就要改变以往基层政府过度管理与角色职能内卷、公共服务支持乏力、领导角色固化等问题，向社区良性运行的指导者、宣教工作的培育者、公共服务资源有力提供者、社区治理共同体组织者和社区购买服务的监督者转化。
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只有牢牢抓住党建引领，才能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就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探索区域化“党建+”模式，提高公众参与度，整合社区资源，以党建促社建，全方位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是完成2035年远景目标、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基于近年来数字文化产业快速、活跃、强健发展的现状做出的现实规划。当前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几个关键任务包括建设与完善文化新基建、优化与提升文化消费的场景与消费者体验、借助数字化进程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以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广泛、更深入地走向世界。
疾病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始终，并且经常性影响或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传染病是人类的苦难，人类是在不断同传染病的英勇斗争中前进的。即使借助于科学与技术这个最有力的武器，人类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才把过去危害极其严重的疾病，控制或者消灭。二十一世纪主要问题是，人类不断面临新型传染病，许多传染病尚待克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急迫，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也会较之以往，更加重要和凸显。
文化艺术创造作为意识形态工作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既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更要坚守内在的文化本心，以文艺求发展、促稳定，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和谐友好的文化环境。文化艺术创作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艺术创作的领导性地位，净化文化艺术创作环境，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作出更具时代生命力的文化艺术作品。
以自嘲、颓废生活方式等为特征的“丧文化”在部分青年群体中流行，给青年的思想行为带来负面影响。青年群体规则意识和质疑精神并存、科学意识与志愿精神相依，这为透视“丧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此，可以“丧文化”的流行为契机，重视青年的诉求，积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青年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力量。
明朝建立之后，废除元朝行中书省地方建制，借鉴宋朝的路级行政机构分权并立的机构设置模式，将各省的行政机构一分为三，相互制衡。但三司分立也带来了各自为政，难以协调的负面影响，督抚制度因此而逐渐建立，成为明清时期地方监察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地方监察中的权威性、独立性、监察权行使的规范性、以及对督抚监察权的监督与制约的严密性，对当时地方监察和廉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