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养老需求
以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满足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是关乎我国老年人口幸福安康和亿万家庭和谐美满的“国之大者”。面对养老事业发展不优、养老产业发展不好、养老服务质量不高的困境，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不断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以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满足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是关乎我国老年人口幸福安康和亿万家庭和谐美满的“国之大者”。面对养老事业发展不优、养老产业发展不好、养老服务质量不高的困境，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不断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越是重要一年，越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更好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十九个“一号文件”，对于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举措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基于此，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守住“两条底线”为核心，部署了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是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锚定了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明确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
2021年我国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帮扶政策不断优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全面建立，乡村产业稳步发展，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推进。2022年如何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全面部署。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以“稳”字当头，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作为“两条底线”之一，同时聚焦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项重点工作，是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政策指引和行动指南。
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要树立三个理念，一是幸福生活理念，二是合作发展理念，三是建设适宜乡村理念。从重视经济收入转变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需要正确引导，特别要树立劳动创造幸福的理念，破除等靠要等依赖观念，才能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只有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才能把乡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的幸福家园。同时还要按照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民需求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农民利益实现提供组织保障。
智慧农业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新兴领域，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伴随“十四五”规划的开启，智慧农业在迎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基础数据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低、人才资源匮乏等多重挑战。必须以科学的顶层设计为指导、以完善的基础数据为支撑、以技术模式创新为着力点、以高素质人才培育为保障，正视和突破这一系列问题，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乡风文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全面小康的内涵，更展现了村民的时代精神面貌。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长期与短期、继承与创新、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通过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强化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领导、注重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容甄别、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方式创新、创新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建立健全乡风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等方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通过城乡融合发展迈向共同富裕。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逐步实现人口、技术、资本、信息等要素的双向无障碍流动。为此，我们需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综合运用规划引导、体制创新、市场配置资源、政策扶持等手段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农村养老问题持续关注。农村养老问题已成为制约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关键因素，关涉民生福祉增进和共同富裕实现，必须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农村社区养老兼具家庭和社会养老双重优势，更加契合“三农”发展、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以及乡土中国文化习俗。为有效纾解农村养老困局，当务之急是以政府为主导，有效整合既有城乡养老要素资源，依托农村内生村治组织，嵌入外部社会组织并引入社会慈善力量，构建农村社区养老共同体。同时也要积极应用新兴信息技术，智慧赋能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政服务业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在当前家政服务业快速转型与迭代升级期，充分借鉴典型国家家政服务业相关经验，提出现阶段我国家政服务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结合点：“变”理念，改善农民理念认知；“促”就业，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旺”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国内外农村发展经验都表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参与可以有效避免农村发展走弯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乡村振兴成功的重要法宝。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就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将农民的富裕和获得感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同时要调动农民积极性，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中尊重农民的权利和首创精神，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成为主人翁。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乡村人才职业荣誉感与基层归属感较弱是当前各地面临的现实问题。开展“农把式”评职称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转变人才评价方式、实现农民职业化的重大举措，有助于树立科学的人才评价导向、发挥良好的人才激励效应、提高乡村本土人才培养质量。为充分发挥“农把式”评职称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有必要继续深化职称评审改革、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动态管理、落实评价自主权。
从基本解决温饱到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村干部群体发生了许多变化，其角色特征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村干部群体呈现出年龄结构的合理化、任职动机的多样性、有序流动加快、素质明显提升、角色认同感增强、行动自觉性不断增强等特征。新时代村干部群体特征变化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产生了积极效应。
基层政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其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直接形塑了基层治理的基本样态及发展走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与服务水平。当前需要从提升政治能力、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能力本领、强化风险意识等方面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进而促进基层政权建设。
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石”，在面对基层治理任务繁多、人力有限、责任艰巨的困境时，推进基层减负关键在于破解基层干部“疲态”现象。为此，应优化体制机制激发干事创业动力、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干部队伍治理胜任力，不断增加基层干部的幸福感、获得感，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基层建设。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风险与挑战无处不在，如何处理好公共安全事件、完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始终是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工作作出了科学部署，在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中国公共安全治理与国际接轨的新思维，使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工作迈入了新阶段。应急管理部的组建，整合了职责，形成了核心部门总牵头、各方协调齐配合的公共安全治理局面。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西部民族地区受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等影响，自身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发展基础不牢、吸引人才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实现乡村振兴还存在一定困难。为此，应寻找好切入点和突破点，下大力气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进高校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高监督质效、实现基层减负的必然要求。促进高校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应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从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制度规定、完善工作机制、共享巡视巡察成果等四个方面入手，不断增强贯通融合的自觉性、约束性、实效性和深入性，从而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工作格局。
在五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战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扩大内需、激发经济增长潜能的“重大引擎”；集聚资源、优化消费资源配置的“全球枢纽”；引领潮流、促进消费创新创意的“策源中心”三大功能。实践表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经济发达、服务能级高、消费地标明显、国际消费者众多、文化软实力强、全球消费资源配置力强、消费营商环境优越等特征。对我国五个试点城市而言，聚焦“国际”“消费”“中心”三点，是未来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要义。
城市既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地，也是商品和服务的集聚地，因而城市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和培育国家消费中心城市，一方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能够进一步发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作用，提高我国城市发展质量，推动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国内和国外要素、商品和服务的双向流通，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随着互联网助力全民旅游、全面休闲，旅游消费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日常化实践和惯性化选择。数字化技术与旅游发展的互嵌性日益加深，文旅消费呈现出全要素、全人群和全天候的新趋势，预算合理化、产品选择个性化、体验深度化、文化消费品味化成为新的体验特征。文旅消费跨越了时空限制和群体边界，数字平台使得旅游者拥有更多主动权和选择性，但需警惕的是“过度数字化”与“过度营销”。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群是城镇化高级阶段的主体形态。现代城市群建设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发挥着强大的创新载体与动能支持作用。《扬子江城市群与区域一体化战略研究》一书率先建构起中国特色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的话语体系，并以江苏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生动实践，绘出了“中国情景”现代化城市群的美好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更丰富的内涵。
司法规律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具体内容，其体现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发展，也指导着当前我国各项司法改革措施的全面落实。作为人类法治文明共同成果的司法规律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只有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设计改革方案，善于运用司法规律破解改革难题，才能确保改革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未来，全面丰富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司法规律，将为人类共同的法治文明作出中国特有的贡献。
我国新修订的《未保法》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回应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境，通过科学立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体系，增加了诸多创新性的新内容。尤其在总则中首次明确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和国家保障原则，前者对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指明了方向和具体要求。后者则强化了国家在保护未成年人中的职责和职能，提升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和高度；强制报告制度也是总则中的亮点，通过这一制度将隐藏的侵害揭露出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是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加强数字经济法治体系建设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据支持和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度融合，新的经济模式、生产消费模式等对法律体系和法治实践提出了更多新问题。为此，有必要梳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繁复关系，从法治理念和实践入手，探索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构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法治体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我国是世界上湿地资源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湿地保护一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022年，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将施行，这意味着我国湿地保护法治化新征程的开启。对此，应多措并举推动《湿地保护法》落地，为我国湿地保护取得新成就、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高度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美国一直以打击腐败为名进行“长臂管辖”，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并以世界反腐败领导者自居。拜登上台以来，反腐败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美国正试图以海外反腐为抓手推进其“美国再次领导世界”的外交策略，并利用“民主峰会”的契机，延伸海外反腐的国际网络以扩展其“长臂管辖”的范围。
美国版“大国竞争”极尽歪曲之能事，其实质是“美国优先”。无论如何，美国的话语霸权都无法掩盖“大国竞争”的实质和真相。作为一种过时的观念，一种短视且危险的战略，“大国竞争”必将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所抛弃。拜登政府只有摒弃“大国竞争”的思维和战略，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战后的阿富汗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重建之路面临诸多困难。目前来看政治重建在内外矛盾中缓慢地推进；经济重建举步维艰，起色不大；安全重建面临“伊斯兰国”的严重挑战；社会重建方面的相关政策引发巨大争议。未来只有在塔利班自身切实履行承诺并发生改变，国际社会真正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避免阿富汗重回混乱。
【调研背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深入调研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的优秀经验，加强健康中国建设的权威宣传，2021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专题调研组组织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首都...
伴随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推进，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从“构建”走向“健全”。在大数据、AI、5G、区块链等新技术集聚的“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发展遵循了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进阶、从低生态位向全球价值链高位攀升，以及基于人本原则的人机智能协同共生三大机理。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标准体系、结构体系、要素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等子体系构成的集合体，亟需在智能技术与制度创新协同助推下实现六大子体系的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再上新台阶。
历史地名文化是“四史”学习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历史地名文化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旧城改造中历史地名破坏严重、不合理的地名更名，以及“县”作为政区通名面临消失的风险等方面。做好历史地名文化保护，可以从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管理模式等方面入手，逐步开展地名整理，并赋予旧名新生，同时各级部门应加强宣传力度，推动全民参与保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也是世界发展的智慧借鉴。其传承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牢固确立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在把握发展大势中永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加强全局性谋划，在服务复兴大局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力；加强战略性布局，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加强整体性推进，在深化协同贯通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力。由此，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不断得以彰显。
孝文帝文教改革以江南文化为标尺，起到了缝合内部分歧、确立改革目标的重要作用。借由改革所建的门阀体制，北魏的江南认同通过士论进一步促成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精神融合。江南认同由此成为北魏民族融合的重要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