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焦点问题
【摘要】我国媒体融合的内在逻辑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驱动下，现有的媒体产业组织形态难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进行更大力度的组织创新。基于这一技术-组织创新演化路径，我国媒体融合的焦点体现在“内外相通”和“上下相应”等方面， 而难点在于“左右相接”相对不足。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有针对性地加强现代传播体系建设，适当孵化“体制内市场”，为各类媒体...
【摘要】我国媒体融合的内在逻辑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驱动下，现有的媒体产业组织形态难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进行更大力度的组织创新。基于这一技术-组织创新演化路径，我国媒体融合的焦点体现在“内外相通”和“上下相应”等方面， 而难点在于“左右相接”相对不足。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有针对性地加强现代传播体系建设，适当孵化“体制内市场”，为各类媒体...
【摘要】媒体融合至今没有取得零的突破，尤其是媒介拓展的融合方式，这与传统媒体并非真正理解新媒体尤其是信息聚合平台的运作规则有关。作为一个“破坏性”的行业，信息聚合平台的运作解构了传统媒介的盈利模式、占主导的知识型和介入新闻报道的时间节点，在这种平台的框架下延伸，并不能改变传统媒体日渐边缘化的命运。在信息聚合平台迎来内容荒的今天，平台与内容生产商的跨媒介...
【摘要】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我国传媒业发展的主题，对传统的媒体管理理念与方式形成巨大冲击。数字技术的发展驱动着媒体生态的进化，从媒体形态融合、媒体与社会生活互动再到媒体生态融合，融合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强化。本文从技术驱动、生态影响、市场、规范优化等几个方面把握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现状与趋势，并从战略层面思考如何在政策层面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有效助力、使媒体融合发展...
【摘要】当前，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传播形态迅速改变了原有的传播秩序，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媒介生态环境改变，意味着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观念和思维必须随之转变和革新，以往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其范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媒介融合语境下，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开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局面；优化新闻传播人才的融合能力培养体系；打造新闻传播人才的职业素养教...
【摘要】媒体融合是互联网环境下的媒体发展理念，是特定阶段的特定表述。应从导向性、数字逻辑、动态性、优化性四个方面理解媒体融合的含义。互联网重构了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分发和消费的方式，传统媒体的用户流失、广告价值下降已成定势。与此同时，中国媒体融合的主要驱动力量来源于政府，其目标是巩固宣传阵地、壮大主流舆论，这种导向性使得传统媒体无论融合成何种形态，政治...
【摘要】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强势入驻信息场域，使得媒介融合成为必然之势。技术是引起这场融合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因，而市场和政府力量的推动则是融合得以加速进行的助推剂。融合的本质则是互联网媒介与旧媒介之间不同媒介形态演进之过渡。从全球视野的范围内考察媒介融合的进程，其实践结果是并无理想化的模式出现，且融合程度和质量参差不齐，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携带旧媒介基因的...
【摘要】媒介融合如今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在积极探讨媒介融合的中国之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媒介融合是媒介变革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媒介本身的特殊性又使得各国的媒介融合必然要结合本国的社会发展特点。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媒介功能的融合来破解媒介融合之谜。媒介发展至今，媒介功能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媒介功能的融合很可能是媒介融合的一个...
【摘要】新时代各类智能媒体以其自身独特优势迅速获得受众认可，驱使传统媒体不得不与其融合；与此同时，智能媒体也在主动与传统媒体进行内容融合，智能技术加速各媒体之间融合创新，“怎样融”成为未来我国媒体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媒体融合思路局限于新闻内容，未深入到影视剧、综艺等娱乐内容，媒体融合目前处于新闻表达融合阶段，尚未达到“融合连续统一体”。推动媒体融合...
21世纪以来，中国如何向国际社会贡献新的价值、理念和模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与传统认识不同的是，基于世界观、行为准则和制度体系的三层次规范内涵分析，中国进行了丰富的国际规范倡议和创新。未来如何更好地增强中国的规范供给和创新，是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和平发展力量的重要内容。
【摘要】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日本作为中国“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交汇点，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日本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从抵制、观望到积极参与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由日本对本国经济利益与外交成果需求急剧上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能力及成果的吸引、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经历了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中国路线”，实现了社会治理理论不断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制度持续变革，促进了社会治理实践重大创新。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以多元主体治理结构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以民生发展体制机制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形成了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经验”。